长春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人民政府令
第21号
《长春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业经2007年6月7日市政府第六十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7月15日起施行。
市长：崔 杰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五日
长春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促进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养老服务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养老服务机构的设置、服务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化养老的需求状况，制定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养老服务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
发展与改革、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环保、财政、工商、税务、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养老服务机构；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向养老服务机构捐资、捐物或者无偿提供服务。
养老服务机构依法享受扶持优惠政策。
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扶持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七条 开办养老服务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保障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其对获得利益的处理方式，分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和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其章程规定开展活动取得的合法收入，应当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转移或者私分；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九条 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市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规划；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必备的生活设施及室外活动场地；
（三）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与居民住宅、单位用房等相连的，应当设有独立的出入口；
（四）床位达到30张以上，每张床位使用面积不少于5平方米；
（五）每张床位不少于2000元的开办经费；
（六）有完善的章程，机构的名称应当符合登记机关的规定和要求；
（七）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内设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应当具备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十条 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下简称申办人），均可以申办养老服务机构。
拟申办的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在30张至200张的，向养老服务机构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申请；床位数在200张以上的，向市民政部门申请。
第十一条 申办人申请筹办养老服务机构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人的身份和资格证明文件；
（二）筹办申请书；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资金证明。
第十二条 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申办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给《长春市养老服务机构筹办批准书》（以下简称《筹办批准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申办人取得《筹办批准书》后，凭《筹办批准书》到有关部门办理立项、规划、建设等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经同意筹办的养老服务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应当向民政部门申领《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以下简称《设置批准证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设置批准证书》的书面报告；
（二）《筹办批准书》；
（三）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者租用合同书；
（四）建设、公安、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书；
（五）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告；
（六）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
（七）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名单及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以及健康状况证明；
（八）依法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条件进行实地验收。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设置批准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申办人在领取《设置批准证书》后的三十日内，应当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属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属政府出资兴办非营利性的，应当到人事编制部门办理事业法人登记；属营利性的，应当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
第十七条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定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养老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国家、省有规定的，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养老服务机构提出，报发展与改革部门备案。
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收取费用，应当依法使用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发票；
政府出资兴办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收取费用，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收费票据；
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收取费用，应当依法使用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发票。
第十九条 养老服务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应当接受民政、劳动部门组织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条 养老服务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服务范围、床位数量的，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 养老服务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依法进行并提前三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经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相关评估机构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依据国家《划拨用地目录》规定，应当采用划拨方式供地。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采用有偿方式供地。
第二十三条 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第二十四条 建设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时，经当地建设部门审核，适当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二十五条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排放污染物经环保部门核准达标的，应当免缴排污费。
第二十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的用水、用电，应当按当地居民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收费；使用电信业务应当给予优惠和优先照顾。
第二十七条 养老服务机构所办的医疗机构已经取得执业许可证并申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经审查合格应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缴卫生监测费和卫生许可证工本费。
第二十八条 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政府可以按照床位数给予一定补助。享受补助的养老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床位数留出一定比例的福利床位。
第二十九条 民政、公安、卫生防疫等部门应当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确保安全。
第三十条 未经登记，擅自以养老服务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的，由民政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转移或者私分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合法收入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原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原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原登记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第三十四条 对拒绝、妨碍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执业的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的六个月内，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市、县（市）、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补领《设置批准证书》。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5日起施行。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唐 勇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