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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崇文区长巷四条综合商店代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应当如何处理的复函

1991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字〔1989〕第150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鉴于北京市崇文区长巷四条综合商店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为私人所有的企业，其对外所欠债务首先应由企业的所有权人韩宝德负责清偿；不足清偿部分，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1989．8．17）和国务院国发〔1990〕68号通知的有关规定，应由北京市崇文区副食品公司（出租方）在其收取租金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此复


　　一、新刑诉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及其理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该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适用前款规定”主要是指该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上述条文的规定是对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司法经验的总结，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立。

从刑事诉讼理论上来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在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有可能是案件过程的直接目击者或经历者，也有可能是案件中证据的直接收集者、制作者或保全者。在前一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基于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出庭作证，其与证人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后一种情况下，当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请求时，由证据的直接收集、制作或保全的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法庭的调查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其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是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直接原则是指案件的审理，除法官主持，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与外，若案件中有被害人、证人或鉴定人的，这些诉讼参与人也应当在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如上述人员在审理时不在场，就不得进行法庭审理。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当侦查人员不出庭，而是通过书面说明或者其他方式对于案件事实或者证据收集事实进行证明时，就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不利于排除非法证据，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可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规范侦查活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保障程序公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却并未在立法中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予以单列，而大都是将其归入证人出庭作证的范畴，如英国，该国有一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仆人”（policeman is the public servant of the court）。《1984年警察与证据法》第76条规定：“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可能是基于非法或其他不适当手段作出的，法庭就应当将不利于被告人的供述予以排除，除非控诉方能够证明该供述并非是上述情况下获得的。”控诉方证明的最佳手段就是让证据的直接收集者——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调查。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该条的“另有规定”只排除了法官和陪审员在本案中的证人资格问题，作为侦查人员的警察是具有证人资格的。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预审法官通过执达员或公共力量的工作人员传唤其认为能够提供证言的任何人。”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3条的规定：“法院、除了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这里的“特别规定”主要是指享有拒证权的人及诉讼当事人。依据该法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当事人主要是指检察官、被告人及法官，侦查人员并不包括其中。通过将上述条文与我国新刑诉法中的规定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上予以了明确的规定，这是立法者重视的表现，也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提供了充足的法律基础。

近年来，程序正义的理念得到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接受，如2010年两高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刑诉法中都有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这为我国程序性辩护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立法基础。新刑诉法中规定的必要的休息时间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是由侦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该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存在不合法的情况，为此无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终，法庭很可能会支持公诉人的意见，而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实施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统一认识，也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程序法则与机制

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在协助检察机关证明取证合法性和就自身执行职务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需要出庭作证。但是，结合现有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看，要提高其出庭作证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机制。

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方面有了很大的修改，在解决证人出庭“三不”（不敢出庭、不愿出庭、不能出庭）问题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针对证人害怕作证后遭到被告人报复和不敢出庭的情况，新刑诉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对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针对证人不愿出庭的情况，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训诫和司法拘留等措施强制其到庭；针对证人不能出庭的情况，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经济补助、就业保障等措施。要注意的是，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中的侦查人员身份是不同的，出庭的义务指向也是不同的。第五十七条中侦查人员主要是针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出庭作证，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则是针对其在案件中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可见这两个条文所指向的证明对象是不同的，前者是针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后者是针对案件事实；前者是其侦查职责的延伸，后者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在符合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部分参照适用关于证人的相关规定。但是，侦查人员基于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一般证人是存在区别的，故不能适用一般证人的相关规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补偿方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其侦查行为的当然延伸，是其追诉犯罪职责的应有之义，为此，其经济补偿应由所在机关自行负担；第二，在不出庭时的强制到庭措施方面，基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系，从维护国家机关形象的角度来看，适用于普通证人的司法拘留不应当也不可能适用于侦查人员。结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加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需要以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为基础，在观念、技术、标准、惩戒、保护等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主要是基于其为犯罪事实的目击者或取证过程的亲历者，最了解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也最了解证据收集是否合法的情况，由他们直接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保证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追究犯罪；也有利于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作有力的证明，并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与质证权。

第二，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技能培训。很多时候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是由于侦查人员不具有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及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技能。为此，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主要包括：首先，侦查人员应充分了解法庭结构和审理程序；其次，侦查人员应就所需陈述的事实和说明的问题做全面的准备，并能流利的表达；再次，侦查人员应学会相应的司法礼仪。

第三，应建立法律共同体之间所认同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适用条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但是，这并不表示所有涉及侦查人员的情况在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时都需要其出庭作证。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可见，侦查人员出庭的适用条件是公诉机关通过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等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造成有关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的情形。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第四，应建立和执行对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保护制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主要是在毒品犯罪、涉黑犯罪、反恐犯罪等案件中，这些案件中大量运用了诱惑侦查、卧底侦查、控制下交付和其他侦查手段，但是，这些案件的组织性和高度危险性使得侦查人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保障侦查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这一规定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需要得到切实执行，以防有关信息外泄而导致对侦查人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和住宅安全的侵害。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