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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酌定量刑情节，我国刑法仅于总则部分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其范围主要包括法定量刑情节以外的对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状况和认罪悔罪态度的考虑，同时考虑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危害后果以及退赃、退赔等因素。酌定量刑情节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依法定罪的前提下，理性评价量刑情节因素，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酌定量刑情节具有法定性，充分考虑酌定量刑情节是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在评价酌定量刑情节过程中，应以刑法的价值作为处理多种量刑情节冲突时的基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处理多种量刑情节冲突时的辅助原则。酌定量刑情节自身以及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之间，既有同向性也有逆向性。在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冲突时并非优先适用法定量刑情节，但法定量刑情节于刑罚中的适用幅度大于酌定量刑情节。与逆向量刑情节发生冲突时，不能轻易进行折抵，应遵循刑罚的价值选择。与同向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应遵循限制加重或者限制从轻原则。对于积极缴纳罚金和退赔的行为人，可视为其具有悔罪表现，于量刑时给予从轻处罚。

　　一、酌定量刑情节含义及其法定性

　　（一）酌定量刑情节的含义

　　我国刑法于总则篇的第61到63条规定了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情况，其以61条规定为主，即：“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由该规定可以看出，酌定量刑情节是由我国刑法所明确规定的。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如何定义，通说认为，其是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具有影响的，在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使用的各种事实情况。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内容的概括性。即酌定量刑情节的范围具有于具体个案中酌情考虑，而非予以统一规定的特点。故其称为酌定的量刑情节，而非法定量刑情节；二是范围的相对确定性。即酌定量刑情节并非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范围大致包括犯罪人行为的主观恶性、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的赔偿和救济程度、以及犯罪人的认罪悔罪情况等能够直接或间接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情节。此种情节与犯罪构成四个方面的要素密切相关，包括罪前、罪中、罪后的各种事实。酌定量刑情节的内容具有能否影响犯罪人人身危害性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性质。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可能没有法定的量刑情节，但一定存在酌定的量刑情节。

　　（二）酌定量刑情节具有法定性，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的误区，认为对于法定量刑情节必须予以适用，而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则认为“酌定”，即意味着是否适用、如何适用均可由法官自由裁量。酌定量刑情节是否必须适用，答案应是肯定的。我国刑法已于总则中运用两个条款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给与了明确的规定，即是充分肯定了酌定量刑情节在刑法中的地位。加之酌定量刑情节能够充分反映具体个案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其已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反映了案件的行为性质，行为程度，行为的后果等等，故于司法实践中，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应将之置于“必须”适用的地位，其适用具有法定性。但如何理解“酌定”一词，此处的酌定，并非是可否适用，而应是如何适用。因为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件均不相同，每个犯罪人其行为动机，行为手段、方式不同，造成的后果亦不相同。刑法不可能对之予以细分，进行非常细化的规定，而笼统概括以“酌定”一词，以区分案件的个别性，从而保障刑法实施的平等与公正。

　　酌定量刑情节的内容、范围、对于处刑的影响程度等均未在法律上给与明确规定，这就使得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似乎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妥善的适度的适用酌定量刑情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刑法第61条以具体条文明确了酌定量刑情节在刑法中的地位，已经在形式上确立了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性。酌定量刑情节只是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具有非法定性，也即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此种自由裁量，亦是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所谓罪刑法定，并非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亦非绝对的罪刑法定。而是相对的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在刑法的发展历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主张的精神过于理想化，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弊端。不能区分具体个案中不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不能充分的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其过度追求法律的安全价值，而忽略了法律的其他社会价值，如个别正义等。　因为绝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弊端，世界各国均开始倡导相对罪刑法定。所谓“相对的罪刑法定”，是指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对刑法进行符合法理的解释，允许限制类推，允许适当不定期刑的存在。此种自由裁量，应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否则则予以禁止。如刑法总则中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刑法分则中对于情节程度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斥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裁量权，相反，正是有了自由裁量权，才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了内在的不断完善的机制，可以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同步进行。

　　此外，刑法上明确要求对犯罪人最终判处的刑罚必须与他的罪责相适应，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该原则要求在判处刑罚的时候必须考虑能够影响犯罪人罪责的所有的主客观情况。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要求对于具体个案具有概括性的规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酌定量刑情节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最好体现，亦是对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有限修正。

　　二、多种量刑情节竞合时的处理

　　(一)多种量刑情节冲突时处理的原则。

　　1、以刑法的价值作为处理多种量刑情节冲突时的基础

　　所谓多种量刑情节冲突，既包含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冲突，也包含多种酌定量刑情节的冲突；既包含同向量刑情节竞合时的情形，亦包含逆向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形。当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对于彼此间关系的处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应以刑法所追求的价值作为处理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的基点。刑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主要有三，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安全、秩序与效益。 正义与平等体现了对犯罪人的惩罚，自由与安全体现了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秩序与效益则侧重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于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有的量刑情节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犯罪人的行为动机、主观恶性等；有的量刑情节反映了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如自首、累犯等法定量刑情节的存在；有的量刑情节反映了犯罪人的悔改程度，对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如犯罪人行为中的中止或行为后的积极抢救被害人，对于被害人的赔偿与致歉等行为。不同的量刑情节，反映了具体个案中犯罪人的不同，此时对于各种量刑情节如何衡量适用，则有必要考虑刑法的三大价值的先后地位。量刑情节的价值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依赖于社会的主观需要。它实现公平正义，惩罚犯罪，但同时也尊重人权，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它追求社会安全，注重对于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及社会秩序的恢复，但同时也注重刑罚平等，对犯罪人的改造效益。区别即在于何者优先，何者居后。于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应注重对于被告人自由与权益的保护，同时兼顾刑法的正义与秩序价值。

　　2、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处理多种量刑情节冲突的辅助原则

　　所谓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作为社会政策，在不同的社会，同一性质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选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足见其重要性。但宽严相济并不是简单的重罪重处，轻罪轻处，还应该包括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体现“相济”精神。宽中有严，严以济宽，宽严适时。

　　此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也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因为其虽然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具体化和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但是刑事政策毕竟不是法律，它侧重于对刑事司法的指导，不能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因此，在贯彻刑事政策的事后，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不能以事实刑事政策为借口而超越法律的规定，更不能偏离法律甚至超越法律。

　　（二）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的竞合

　　1、法定量刑情节并不优先于酌定量刑情节

　　于一个案件中，往往既存在着酌定量刑情节，也存在着法定量刑情节，二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应优先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于刑法中具有明文规定，于裁判文书中亦多将法定量刑情节置于酌定量刑情节的前面，以示其地位的重要。但这并不表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后于法定量刑情节，其地位轻于法定量刑情节。相对于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于每一个案件均有存在，其更能反映具体个案中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但因为其内容、范围的不确定性，注定了应用酌定量刑情节的灵活性，而此种灵活性的存在，恰恰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之处，也是影响对犯罪人量刑的重要之处。故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应更加给与重视，应慎加考虑每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对于具体个案中犯罪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反映的程度，从而更加适度的把握对于犯罪人处刑的轻重。

　　2、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幅度大于酌定量刑情节

　　当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并存时，法律对于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幅度具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自首、立功的规定，刑法单用一个条文明确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重大立功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累犯，明确应当从重处罚 ，并不得适用缓刑。于其他法定量刑情节，刑法也于多处对于从轻或从重处罚的程度规定了明确的适用幅度。可以说，法定量刑情节的从轻或从重幅度在我国刑法中具有更为明确的规定，于很多情况下，其可从轻或从重的幅度较大。如在自首的情况下，可以于法定刑下减轻处罚。而于酌定量刑情节，只能在法定刑规定的范围内，酌情适用，其适用的幅度限于法定刑范围内，即使酌定量刑情节再多，可以给犯罪人从轻或从重的幅度皆为有限，不能超出法定刑的规定范围，任意减轻或加重处罚。

　　（三）多个逆向酌定量刑情节间的竞合

　　逆向量刑情节冲突是指一个案件中的数个酌定量刑情节，有的对量刑起从严作用，有的对量刑起从宽作用，情节之间在功能作用上是相反的。对于两种情节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抵消？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可以进行适度的折抵，但不能不计情况，于所有案件均予以完全抵消。因为真正决定量刑情节适用的是刑法的价值功能取向。刑法的功能性作用主要有三，一是打击犯罪，对于是犯罪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惩戒和威慑犯罪；二是保护人权，对于不应受到刑法打击的人给与明确的保护；三是保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对于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何者放在第一位，将直接影响对于该种量刑情节的适用与取舍。倾向于保障人权，则会侧重于从宽处罚的情节；倾向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则对于从严处罚的情节会予以偏重适用。于不同时期，刑法侧重的功能取向不同，应遵循社会环境和刑事政策的变化。但同时务必不能偏离量刑的根本原则，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量刑的基本依据，同时应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对之进行改造的可能性，综合考量，酌情处罚。

　　（四）多个同向酌定量刑情节间的竞合

　　对于多个同向酌定量刑情节的竞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多个从严情节的竞合与多个从宽情节的竞合。此种情况下的量刑情节竞合，不能简单的予以相加，而应借鉴刑法中对于多个同种自由刑并存情况下的处理原则，即限制加重或限制减轻原则，以保证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而不能出现于法定刑以上或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情形。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故意伤害案，在致人重伤的情况下，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故意伤害案件中，犯罪人多是初犯、临时起意、主观恶性不大，部分案件能对被害人进行积极的赔偿。此种案件中，犯罪人无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均不比一般的暴力刑事犯罪，在存在多种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情况下，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于犯罪人予以适当的从轻处罚。但即使酌定量刑情节再多，对被害人赔偿的再好，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均不能在三年以下量刑。

　　三、对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理性规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颁布，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未作大的修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法也需要与时俱进。笔者选择十个问题就该法修改专家论证情况作些介绍。

一、要不要规定消费者的反悔权

反悔权，也叫作冷静期制度，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法律给予消费者一个期间，消费者如果在这个期间反悔，可以无条件退货，商家必须接受消费者的反悔，解除买卖合同。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过程中，很多专家都提出应当增加规定反悔权，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个修法建议受到较多经营者的反对，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机动车销售商的反对。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反悔权违反契约信守原则，在我国目前诚信秩序差的情况下，增加反悔权会更加助长不诚实守信的歪风，加重诚信危机。

在争论中，主张规定反悔权的观点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最后比较统一的意见是: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规定反悔权;第二，反悔权的适用范围，是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销售商品的交易活动，在这些交易中，消费者得到的商品信息不完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措施不完备，消费者享有反悔权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三，冷静期的期间以七天比较适宜，在七天之内，消费者可以提出退货;第四，即使如此，也应当有例外，例如鲜活水产、食品等不宜退货的物品，即使为远程销售，也不受反悔权的保护。

二、怎样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对惩罚性赔偿责任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制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中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针对借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进行“职业打假”现象的质疑，认为其副作用是瑕不掩瑜，不能因此而否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重要功能，认为应当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规定更为完善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主要内容是:

第一，商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由原来的双倍赔偿提高为增加两倍的赔偿，加上返还的价款，就是三倍。这样的打假力度，应当是更为充分的。

第二，对产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达不到上述惩罚性赔偿数额标准的情形，规定最低标准，具体标准比较倾向于1000元，这样有利于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第三，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在计算方法上，前者十倍价金过低，后者没有规定具体计算方法，都不适当。针对这个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专家论证稿采纳的方法是，首先扩大适用范围，凡是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具体计算标准和方法，为受害人所受损失三倍以下，而不是以价金为标准。

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足以震慑和遏制消费领域的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

在消费领域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消费者的人身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有肯定性的规定，但不够明确，甚至存在误差，致使对保护人格权益造成障碍。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存在的问题是，侮辱、诽谤、搜查、侵害人身自由，不一定都构成侵害人格尊严，而侵害人格尊严的范围远远宽于前述四种行为，但第43条确定责任的条文又规定须违反第25条，又侵害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的，才可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没有上述四种行为，但确实侵害了人格尊严，就不能取得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立法冲突，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上存在障碍，是应该纠正的。

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限制人身自由，造成人身损害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经营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四、对消费者信息提供完善的保护

随着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受到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工作专家的特别重视。事实上，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是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相当薄弱，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情形比比皆是，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垃圾信件充斥消费领域，令消费者不胜其烦，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强信息保护，是本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论证工作关注的重点。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信息保护应作如下规定: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权利，即信息权。第二，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且经过被收集者的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同时做到规则公开。第三，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搜集消费者的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并且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受到损害。第四，经营者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必须经过消费者的同意或者请求，未经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信箱发送。第五，违反者构成骚扰，应当依照侵害消费者人格权益的规定，追究其侵权责任。

五、对购买的大型物品瑕疵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保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2条已经有较好的规定。在专家稿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增加以下两个规定:

第一，经营者提供大宗商品，例如机动车、微型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等，以及建筑物的装饰装修等服务，质量出现瑕疵的，由于技术性和专业性的限制，消费者往往不易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应当规定自消费者接受大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出现瑕疵，发生纠纷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经营者承担相关举证责任，使消费者的权益更容易得到保护。

第二，对于经营者提供一般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双方约定，当然可以退货或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如果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如果在七日后发现的，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即使不符合解除条件的，也可以请求经营者承担更换或者修理等责任。同时，退货、更换、修理的费用，由经营者负担。

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说明义务

关于格式条款，经营者除了应当遵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当特别强调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明显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同时，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存在上述内容的，一律无效。

七、交易平台的不真正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