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2003-2004年引黄济津应急调水期间水质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2003]157号
关于做好2003-2004年引黄济津应急调水期间水质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水利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黄河、海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为解决天津市水源严重短缺问题，2003年9月已开始实施引黄济津应急调水，9月12日位山闸开闸，应急调水期约170天。为防止调水沿线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确保水质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九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九省市区”）环保、水利部门及流域机构应严格按照两部局联合印发的《2003-2004年引黄济津期黄河水污染控制预案》（简称《预案》）的要求，加强对沿线排污企业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监管和检查。严格监督各排污单位。按照《预案》的规定，适时采取必要的限产限排等措施；做好水量调度等项工作。
二、九省市区环保、水利部门要加强水量调度和污染源治理信息通报。环保部门要及时向水利部门通报沿线污染源排放、控制和水质信息；水利部门要及时向环保部门通报输水水量变化情况；流域机构要及时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水利部门通报黄河干流龙门至位山闸河段水量、水质状况。涉及供水安全的重大事项，环保、水利部门要及时相互通报，涉及跨省的要向环保总局、水利部及流域机构报告。
三、九省市区环保、水利部门要加强水质、水量的监测工作，双方自动监测站数据共享。未设立自动监测站的输水断面应按照《预案》要求保证监测频次，做好监测。
四、如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最先发现事故的环保或水利部门应立即互相通报，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以便采取各种措施。
环保总局和水利部将联合组成巡视组检查调水沿线执行《预案》情况。
附件：2003-2004年引黄济津期黄河水污染控制预案
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2003-2004年引黄济津期黄河水污染控制预案
国务院定于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实施引黄济津应急调水，为防止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保证调水水质安全，特制定《2003～2004年引黄济津期黄河水污染控制预案》。
一、预案时段
（一）预警状态
2003～2004年度引黄济津调水期间进入预警状态。
（二）应急状态
当满足如下条件之一时，对应区域进入应急状态：
（1）当潼关流量低于424m3/s、COD浓度高于30mg/L或花园口流量低于362m3/s（凌汛期除外）、COD浓度高于30mg/L，黄河龙门至位山闸河段进入应急状态。
（2）在充分考虑黄河干流水域纳污能力即水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以下主要入黄支流浓度超过下列应急控制水质指标时，对应排污区域进入应急状态：渭河吊桥断面COD60mg/L，汾河河津断面COD200mg/L，涑水河蒲州断面COD200mg/L，洛河七里铺断面COD30mg/L，新漭河泗水滩断面COD200mg/L，沁河渠首断面COD150mg/L。（初步核定所对应的渭河吊桥断面、汾河河津断面、涑水河蒲州断面、洛河七里铺断面、新漭河泗水滩断面、沁河渠首断面污染物总量分别为351336、129600、3616、74118、40623和166115kg/d。）
二、预案范围
黄河龙门至位山闸河段是本预案的范围。
1、重点控制水域
主要控制水域为黄河龙门至位山闸干流河段以及该区域内渭河、汾河、涑水河、洛河、新漭河和沁河等主要入黄支流。
2、重点控制城市
主要污染控制城市为山西省太原市、临汾市、晋城市和运城市，陕西省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河南省焦作市、济源市、三门峡市、洛阳市和郑州市。
三、预案内容
地方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密切注视枯水期、调水期水质水情形势的变化，各负其责，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污染治理，确保潼关断面达到IV类，三门峡水库坝下、小浪底坝下断面、花园口断面水质达到III类。
（一）当进入预警状态时，应首先采取如下措施：
1、山东、河北、天津应确保废水不排入引黄济津输水渠，实现闭口输水。
2、黄河上游有关省市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确保龙门断面水质达到III—IV类。
3、加强对造纸、冶炼、酿造、制药、化工、化肥、炼油、制革、纺织和印染等重点污染排污企业的执法检查，确保所有排污企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对污染严重、无废水处理设施的企业予以停产治理。对偷排超排的企业，进行通报和严厉处罚。对治理无望的企业以及不符合国家、本省产业政策的企业，予以关停。
4、加大对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支持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确保已经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高效运行、稳定达标排放。
5、要加大农业面源、氮肥企业污染治理力度，切实降低黄河氨氮浓度。
6、加强监测和信息沟通。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环保、水利部门以及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流量、水质以及沿岸重点污染源实施加密监测，每月互相通报黄河干流龙门至位山闸干流和支流河段水质、水量状况及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及时向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下游省市政府报告污染状况、水质水情和水量调度数据。
（二）当进入应急状态,或者在预警状态下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保证饮用水水源和调水水质安全，地方各级政府还需依次实施如下应急措施：
1、黄河沿线实施节水优先战略，制定应急期间用水大户限产或限量用水方案，压缩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在确保黄河不断流的条件下，首先满足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上下游省市水量综合平衡。当黄河花园口流量小于180m3/s时，应向国务院建议停止引黄济津调水。
2、地方各级政府要采取坚决措施，控制排污总量。优先对直接排入黄河干流的重污染企业实行限产措施，并对包括下述重点污染源在内的企业实施限产限排、拦污、导污和截污等措施，减少污水入黄量，重点污染源限产限排比例不低于30%，入黄COD削减幅度使主要入黄支流断面COD浓度低于相应的应急控制指标。
（1）渭河：年产1万吨以下化学制浆造纸企业、5千吨以下利用废纸和浆板造纸的企业一律停产停排（共92家）。
羊成造纸厂、大王鑫三角造纸厂、阎良武屯新华造纸厂、秦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阎良区航兴造纸厂、姚罗造纸厂、由由包装材料厂、向阳纸品厂、固至县造纸厂、眉县丰功纸业公司、宝鸡县宝丰纸业公司、岐山县胜龙纸业公司、扶风县造纸厂、兴平市振丰造纸厂、兴平市东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兴平市海发造纸厂、乾县造纸厂（共17家）。
（2）汾河：山西合盛工贸有限公司、山西省稷山县化工福利造纸厂、山西襄汾县新泉造纸有限公司、太化公司化工厂、山西省晋南基建物资有限公司造纸厂、山西荟源纸业有限公司、太原市清徐化肥有限公司、山西志峰造纸业有限公司（共8家）。
（3）涑水河：山西丰喜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猗分公司、国营五四一电厂、山西省海鑫钢铁有限公司、永济舜都化工集团（共4家）。
（4）洛河：洛阳中昊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河南商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巩义市碱厂、郑州市河南化工厂、河南精细化工厂（共5家）。
（5）新漭河：孟州市金驼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孟州桑坡皮毛厂（群）、孟州市天虹有限公司、孟州市化工纸业有限公司、济源市粮食淀粉厂、济源市三龙纸业公司、济源市中原造纸厂、济源市公美集团公司（共8家）。
（6）沁河：沁阳市怀北造纸厂、温县三鑫工贸有限公司、沁阳市常乐纸厂、温县申龙纸品有限责任公司、武涉县西滑封造纸厂、沁阳市联盟造纸厂、沁阳市灯塔造纸厂、孟州田寺皮毛厂群、沁阳中原制革厂、沁阳长城制革厂、沁阳腾飞制革厂、沁阳新世纪制革厂（共12家）。
3、建立重点污染企业污染档案，实行企业环境行为信誉公示。在确保污染物总削减量的情况下，实行激励机制，能达标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削减排放量的企业准许正常生产。
4、根据水污染预警信息，提前做好水源备用和防止重大供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工作，保证水厂水质。
5、黄河干流龙门下泄水质超过Ⅳ类或龙门至位山闸河段水质急剧恶化，影响引黄济津供水水质，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组织会商，并提出对策措施。
《保险法（修订草案）》部分条款评述（一）
作者：胡 涛 储 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保险法（修订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修订草案》把《保险法》实施过程中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保险公司的监控问题等拿到了桌面上，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相对《保险法》而言，《修订草案》有很大的进步。但《修订草案》每一条款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论证，并且必将进行下一步的修改和论证。本文把《修订草案》中新增加或相对现行《保险法》修改的地方以及其他不足之处提出来做出评论，以试图为《保险法》的修订提出一些建议。
（1）——保险合同一般规定
【第十三条（第二款）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
该条规定的不尽合理，保险法属于商法范畴，调整是商业活动，属于民事活动的一类，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是普通民事合同的一种。民事合同是不允许法律法规强制签订的，否则就丧失了其“契约自由”的本质特征。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强制保险，不符合民事合同的本质特征，如交强险等，不属于商业保险，不应受保险法调整（注：笔者曾对“交强险”不是民事合同进行论述，详请参见《交强险的非合同性分析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虽然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基本原理类似，但其性质不同，不应受保险法调整。同时，上述规定给人的逻辑是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投保的保险，仍然受保险法调整，这与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合同的双方约定特征相冲突。
建议本款修正为
【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双方自愿，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
【注】 《修订草案》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第十四条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第三十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权利。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将保险费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应收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第五十四条（第三款）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修订草案》对保险利益的规定（第十条条）相对于《保险法》而言有三点变化：一是去掉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二是保险标的对应的主体由“投保人”扩大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三是明确了保险利益的具体要求。从前后的变化来看，《修订草案》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具体要求是：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权利”；在“人身保险”中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即，在财产保险中，只要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不因投保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免除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在人身保险中只要保险合同订立时（注意：不是生效时）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就有效，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这改变了传统财产保险利益要求——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保险事故发生时都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公司就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
《修订草案》通过“一般规定”（第十四条）、“财产保险”（第三十四条）、“人身保险”（第五十四条）对保险利益进行明确的规定，去除了《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过于笼统且不科学的弊病，从而与国际接轨，应当说是很大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征求稿）》）的吸收。
另外，《修订草案》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利益所对应的对象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却仅仅是被保险人，前后规定不尽一致，这就是说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所对应的主体是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与《保险法》有较大区别。这一变化更合理、更科学，毕竟被保险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可以更好的避免赌博的风险，而投保人仅仅是签合同保费的人而已。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是一致的。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标是被保险人的生命或健康，相对应的只能是投保人。
附：《解释（征求稿）》
第二条（保险利益的时效） 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发生保险事故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保险责任。
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因此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第十五条 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内容。
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该条规定与《保险法》相比有三点变化：一、提前了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并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的，保险合同成立，而《修订草案》把合同成立提前到“经保险人同意”；二、明确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合同何时生效；三、规定保险合同可以附期限或附条件。
对于第一个变化，笔者认为不尽合理，“同意承保”是很抽象的，不能证明对合同条款达成一致，虽然现在的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但合同条款并不仅仅是保险条款，还包含保单等，保险条款是固定的，而保单的内容是双方协商的，只有保单内容确定后，双方意思表示才完整的表现出来，合同才成立。仅有保险条款不能代表合同全部，如条款中并没有规定保费、保险金等，而显然保险费和保险金是保险合同必不可少的部分，缺少这些，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故对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应当保持《保险法》的规定。对于第三个变化，主要是使保险合同与《合同法》一致，方便经济活动。
【第十八条（第三款） 前款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除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外，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该款规定的意思是：投保个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使保险人享解除权的，保险人行使的期间是自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起30日内，但其限制规定是“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如果保险合同履行了两年后发现规定的“解除事由”，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而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该条规定是保险基本原则中的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该规定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是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派生的原则。弃权是指保险人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某种权利，禁止反言是指保险人已经放弃某种权利，日后不得再向被保险人主张这种权利。弃权和禁止反言在人寿保险中有特殊的时间规定，即保险方只能在合同订立之后的一定期限内（一般是两年）以被保险方告知不实或隐瞒为由解除合同，如果超出规定期限而没有就解除合同，则视为保险人已经放弃这一权利，不得以此为由解除合同。
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也没有得到认可，致使某些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根本不关注被保险人的实际健康状况、是否如实告知，而只注重收取保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要承担保险责任时，却千方百计的调查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实告知，以达到拒赔的目的。如果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关注投保人是否如实告知，关注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就会因很多投保人不符合承包条件而不能承包，结果是保费收入大大减少，这与商业保险公司的赢利目的相冲突。同时，保险代理人为了拿到更多的佣金，在销售保单时一般都是要投保人在健康告知上的“否”项下打钩，根本不对其进行解释，即使解释也是含糊其词，很多投保人都是稀里糊涂的履行“告知”；代理人解释的越清楚，销售的保单越少，佣金就与少，从个体利益的角度说，代理人是不希望的。这些做法导致很多投保人交了多年的保费，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却以告知不实或隐瞒为由而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支付保险金（笔者虽涉猎保险时间不长，但碰到这样的案例不下于200件）。这种现状不仅违反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也违反民事合同中的公平公正原则，使保民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大大降低，也大大降低了保民对保险业的信心，阻碍了保险业的繁荣发展。
《修订草案》在寿险中纳入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一则是与国际接轨，一则是保证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这无疑是进步的。该款的规定比《解释（征求稿）》的“无争议条款”规定的更为科学更完善。
附：《解释（征求稿）》
第四十条 （无争议条款的适用）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保险人未行使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的，解除权消灭。但是合同已经终止的除外。
【第十九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
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保险人未对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该条是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规定，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不仅要在合同中提示，还要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同时规定如果没有作出提示或说明，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法》仅规定应当明确说明，并没有要求在合同中提示，但《修订草案》对说明的要求降低了，由“明确说明”降到了“说明”，这对投保人来说未必公平。虽然公众对保险的了解加深了，但并不是对每一险种的免责条款都能理解，特别是新型险种，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仍然是必要的，应当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的说明，以保证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公平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条第二款中的“提示”的要求是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否则就不能算作是履行了“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能生效。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在保单的最小角用小字体印着“请注意本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以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显然由于这样过于简单且不显眼的提示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对于“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衡量标准，《修订草案》并没有明确，这难免将来会导致司法实践操作不一。个人认为“提示”至少应达到下列标准，才能视为“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1保单中的免责提示的字体必须大于其周围文字的字体；○2提示应当在保单的显然位置；○3提示应当说明保险条款免责部分的具体条款（当然条款必须给投保人，并且应留下记录）；○4保险条款中的免责部分应当加大加黑印刷。
【第二十条（第三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该条款的增加使保险合同在适用上与合同法靠近了些。公平原则是民事活动、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保险条款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制定，其在制定的过程中都是尽可能的维护自身利益，结果出现很多不公平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看上去并不是《保险法》中的免责条款，所以法院或仲裁委是无法以保险人没有明确说明而认定这些条款无效，其结果是大大损害了投保人、受益人的合法利益。有了“公平原则”，法院和仲裁委就可以合理合法的否定那些“非免责条款”、“隐性不公平条款”（注：笔者曾发表过《机动车商业险中的隐性不公平条款》一文，对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典型“隐性不公平条款”做了专门分析）的法律效力了，以补救投保人没有参与保险条款的制定而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局面。
【第二十一条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