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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交通肇事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检察院 曾凤祥 袁兴国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1日晚，李某驾驶三轮摩托车沿某道路行驶，当行至一路段时，因天黑，司机李某对其车前的交通状况观察疏忽，撞倒在前方夜间步行的被害人周某（女，81岁），周某倒地后受伤，后周某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周某家人不听医生劝阻，将周某带回家中，周某于2011年2月21日在其家中死亡。经司法医学鉴定，周某因年龄较大，原有慢支肺气肿、左心室心肌肥厚及房性早博等基础疾病，回家后没有饮食及接受治疗，交通事故致伤后并发感染死亡。经现场勘察，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某无责任。
二、分歧意见
本案对交通肇事事故责任认定及李某应付民事赔偿责任无争议，但是对李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驾驶机动车辆行驶于道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其对车前路况观察不力，撞倒在夜间步行的被害人周祥，后致周祥死亡。李某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其肇事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虽然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司法医学鉴定书证实，周某因年龄较大，原有慢支肺气肿、左心室心肌肥厚及房性早博等基础疾病，回家后没有饮食及接受治疗，交通事故致伤后并发感染死亡。周某的死亡原因是多种的，其死亡原因并不是单纯的肇事行为引起的，被害人周祥被撞伤后，本应在医院治疗，但其家人却不听医生劝阻，将其带回家中，延误了被害人周祥的治疗时间，导致并发感染死亡。根据医学鉴定，并不能说明周祥的死亡与李某的肇事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认定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首先，不可否认，李某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且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本案李某驾驶的车辆撞倒周某是客观事实，但这一客观事实是否一定会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答案却不是唯一的。医学鉴定证明，周某死亡的原因不是唯一的，被害人被撞倒并不能必然带来死亡的结果。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不是刑法上的责任，而是行政责任。认定李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直接采纳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而是应根据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分析判断。
其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二是必须有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三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尽管行为人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也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如重伤、死亡等，但是如果二者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死亡的结果不是肇事行为引起的，就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李某的交通肇事行为与被害人的周某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无疑成为李某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关键。
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即由数个危害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应该注意认定某种行为是某种危害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行为、被害人的行为或特殊的自然事实，要判断某种危害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
就本案来看，李某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为被害人死亡的诱因之一。本案的复杂情况是由于被害人的提前出院，医生无法确定被害人周某被撞伤后的的伤情程度。假设周某伤情程度是重伤，那么由于肇事行为导致死亡结果的危险性大，而周某本人的因素对死亡结果发生的作用小，故应认定肇事行为与周某的死亡之间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假设周某伤情程度属于轻伤或者轻微伤，那么由于肇事行为导致死亡结果的危险性小，而周某本人的因素对死亡结果发生的作用大，故应认定肇事行为与周某的死亡之间不具有刑法因果关系。
从对周某所作的司法医学鉴定结论来看，本案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李某的肇事行为造成周某轻微伤或轻伤后由于被害人没有接受及时的治疗及饮食，使其伤口感染严重，且因特殊体质（年龄较大、原有疾病）等原因导致死亡。当然，这仅是笔者对此案情作出的一种推测。
再次，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诉讼理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要求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得到合理排除，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规则，结论准确无疑，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对于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也特别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根据证据规则，如果认定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对周某的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则必须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本案中，除有证据证实李某将被害人撞倒之外，并不能够排除被害人被撞倒会造成轻伤和轻微伤的后果，且医学鉴定表明死亡结果不是唯一的。因此，认定李某的违章行为一定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证据不足。

　　　　　　　　　　　　对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以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为契机

　　　　　　　　　　　　　　◇ 李辰星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完善，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共利益是必然趋势。近年来，行政公益诉讼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新增了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即“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思路和支持。但两种公益诉讼在主体、案件类型以及所适用的法律等各方面的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无论从其概念定义、诉讼对象、原告资格还是受案范围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任重而道远。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慨述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类型，相较维护个人利益、以“私益心”为前提的私益诉讼而言，是以“公益心”为前提，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很多学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核心在无论其自身合法权益是否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只要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民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狭义的核心在于明确地将追求个人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排除在行政公益诉讼之外。结合实际发生的案例，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将行政公益诉讼分为广义和狭义。亚当·斯密曾说过：“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往往能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无论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是否直接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侵害或者有造成侵害的可能，任何公民或者组织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侵害的是特定对象的合法权益，那么只需要以一般的行政诉讼的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所诉，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应定义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论是否对自身合法权益造成直接侵害或有侵害的可能，只要认为行政机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侵害了或者可能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均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和刚刚出台的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目的的特殊性。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司法救济的特殊途径，它维护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2．原告的多样性。当今社会，如果仅仅依靠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来监督行政行为是不够的，所以根据上文笔者对行政公益诉讼所下的定义可以总结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不是特定的对象，不一定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是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接受公民申请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来共同有效的维护公共利益。


3．受案审查的严格性。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比，法院对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或者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审查更为严格，主要原因是因为原告的多样性，如果法院不对任何人都可以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严苛的把关，那么将会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司法成本的提高，最终出现滥诉的现象，甚至有些诉权主体为了追逐非法或者不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提出诉讼，这就与制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民事公益诉讼相关规定确定之后，行政法领域又展开了新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作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者，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有义务和职责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所以检察院除了代表国家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之外，是否也可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针对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原因除了检察机关本身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相比，本来就处于一个劣势地位，地位的不平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仅靠他们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赢得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所以一方面国家利益代表人的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是依职而是依申请向法院提出诉讼，因为面对取证、时间、精力以及金钱的压力，公民个人一般不会贸然的选择行政公益诉讼，与强大的行政机关进行对抗，这时候就可以向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认为确实存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之后，便可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第三部门可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