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
（2002年11月7日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与管理，鼓励发明创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全区的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有关的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科技、计划、财政、经贸、外贸、公安、海关、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等部门，应当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促进发明创造，推动专利技术产业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利资助资金，用于资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开展发明创造活动，组织申请、实施专利。
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奖，对具有较高创造性及经济或者社会效益显著的专利项目给予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发明创造，促进专利产业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六条 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履行下列专利保护与管理职责：
（一）宣传专利法律、法规，培训专利工作人员；
（二）加强专利信息网络建设，为单位和个人提供专利信息服务；
（三）帮助推广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技术，促进专利产业化；
（四）鼓励单位和个人将符合申请条件的发明创造及时申请国内外专利，并协助办理有关申请事宜；
（五）应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处理跨市的专利纠纷；
（六）查处跨市的专利行政违法案件；
（七）组织专利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利技术鉴定工作；
（八）其他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
第七条 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履行下列专利保护与管理职责：
（一）宣传专利法律、法规；
（二）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建立专利保护制度，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
（三）开展专利执法，发现跨市的专利行政违法行为时，应当立即报告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四）应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纠纷；协助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处理跨市的专利纠纷；
（五）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行政违法案件；协助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跨市的专利行政违法案件；
（六）完成本级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布置的其他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履行前款（一）、（二）、（三）、（六）项规定的职责；协助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履行前款（四）、（五）项规定的职责。
第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
第九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给予职务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励。
第十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不低于百分之零点五，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本款规定的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
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许可实施该项专利收取的使用费纳税后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以专利权入股的，应当从其股份收益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参照本条例第九条和本条前三款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的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其成果适宜申请专利的，应当申请专利。
第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进行下列项目涉及专利的，其协议中应当有专利保护的内容：
（一）与自治区外、国外技术合作研究开发的项目；
（二）委托自治区外、国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的技术研究开发项目；
（三）聘请自治区外、国外专家参加的技术研究开发项目；
（四）与自治区外、国外企业合作的生产项目。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由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的专利文献检索机构出具的专利检索报告：
（一）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立项开发的；
（二）涉及专利的技术和专利设备的进出口贸易的；
（三）以专利技术、专利设备作为投资申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或者接受外国和地区委托进行来料加工涉及专利权的；
（四）进行科技成果评价，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
（五）其他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的情形。
第十四条 国有专利资产占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法人在变更或者终止前，需要对其专利资产作价处分的；
（三）以专利资产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的个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的个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实施其专利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类型的企业的；
（五）许可实施专利技术时，需要进行专利技术评估的；
（六）以专利权出质的；
（七）其他需要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依照前款规定形成的专利资产评估结果，应当报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备案。
非国有专利资产占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专利工作制度，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对审查中的职务发明专利和已授权职务发明专利的管理，防止权利丧失。
第十六条 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和专利号。
本自治区的专利标记由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监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贩卖专利标记。
第十七条 专利服务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专利中介服务，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与当事人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损害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十八条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进行宣传、推销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的，当事人应当向审批机关和传播单位提供由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被许可实施专利的单位还应当提供经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登记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副本。对未提供合法有效专利证明文件的，有关单位不得为其设计、制作和发布广告。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提供设备、场所、资金等一切便利条件。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行政调解与处理
第二十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专利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纠纷。
对前款第四项所述的纠纷，专利权人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专利纠纷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后当事人又反悔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二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引起纠纷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专利纠纷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依照下列规定，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一）对制造专利产品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毁或者拆解用于制造专利产品的模具、专用设备，并且不得使用、转移已经制造的专利产品或者以任何形式将该产品投放市场；
（二）对使用专利方法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并且不得使用、转移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投放市场；
（三）对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责令其停止销售，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尚未出售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四）对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责令其撤回作出销售的意思表示，并且不得进行任何实际销售行为；
（五）对进口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责令侵权人不得使用或者以任何方式转移该产品。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纠纷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资料、帐册等有关文件；
（三）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摄录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和设施；
（四）涉嫌侵犯制造方法专利权的，要求被调查人进行现场演示；
（五）根据收集证据的需要进行抽样取证；
（六）根据需要对与案件有关的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又无法进行抽样取证的物品，进行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作出决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职权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不得伪造、转移、毁灭证据。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专利行政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查处下列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
（四）仿造或者变造他人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五）其他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查处下列冒充专利的行为：
（一）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
（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继续在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记的；
（三）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将非专利产品称为专利产品的；
（四）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
（五）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六）其他冒充专利的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专利违法行为。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对专利违法行为的举报或者发现专利违法行为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立案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查处专利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帐册、标记等资料；
（三）进行现场勘验检查，摄录与专利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和设施；
（四）根据收集证据的需要进行抽样取证；
（五）根据需要对与案件有关的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又无法进行抽样取证的物品，进行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作出决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定职权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不得伪造、转移、毁灭证据。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时，对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审查，并在二十日内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移送部门。
假冒他人专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治区、设区的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因假冒他人专利，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仍假冒他人专利的；
（四）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贩卖专利标记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专利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虚假报告，与当事人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自治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专利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提供合法有效的专利证明文件，涉及广告违法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为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提供设备、场所、资金等一切便利条件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可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当事人拒不提供或者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合同、帐册、图纸、资料的，或者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保存的物品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其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假冒他人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产品或者冒充专利方法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将假冒人、冒充人的姓名、地址以及被假冒和冒充的专利号等在违法行为地的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公开侵权事实，消除影响，所需费用由假冒人、冒充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
高 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关键词：公法文化、法律文化、传统、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在新世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它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法制迈向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阻碍有很多，其中，中国公法文化传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一、“公法文化”释义
公法文化是与私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区分来源于对法进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将法分类为公、私两部分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法学阶梯》开卷即揭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1）与公法、私法定义划分相对应，一般认为，所谓公法文化是指公法相对发达，以公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公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它具体表现为：以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公法为主要法律规范，公法规范形式化程度高，公法优先，私法是实现公法目的的手段。公法化总体精神呈现出权力至上、秩序第一、等级特权和义务本位的精神。私法文化则是私法相对发达，以私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私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以民法、商法等私法规范为主要法律规范，私法形式化程度高、私法优先，公法只是实现私法的目的的手段。私法文化总体精神表现为法律至上、正义第一、自由平等和权利本位的精神。法律文化学者张中秋先生在此基础上对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从性质上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的区分，指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性）的法律体系。”（2）
二、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结构为基础，体现了专制皇权主义和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要求，呈现出浓厚的公法文化的特点：
1．在法律结构上，公法与私法不分
中国古代历朝法典编纂的一大特色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刑事性规范远远多于民事性规范。对此，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作出卓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3）因此，在古代中国，“法律一经产生，它就既不是被用来巩固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是被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相反，其首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4）
传统公法与私法不分表明了“中国古代法典是公权性的，刑事性的”，（5）表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刑、法、律三字相通。《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说文》“法，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6）对于今天看来纯属私法调整范围的借贷、婚姻、家庭、买卖、保管等民事法律方面一律刑法化，以刑事手段加以调整，亦即学者所谓的这些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往往只限于规定因触犯习惯准则而受刑事制裁的有关条款。”（7）
2．立法与司法方面，皇权至上，行政与司法不分
首先，在立法上，皇权至上，法自君出。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思想，成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掌握着一切大权，言出即法，法自君出，即所谓的“命为制，令为昭”，当成文法与皇帝意志发生冲突时要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准。
其次，在司法方面，封建君主控制着司法大权，生杀由己，是最高的司法者，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8）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
3、在法律的功用方面，奉行法律工具主义
受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古代是中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过分强调法的刑罚功能，忽视法的防患功能，而将法的防患功能让位于伦理道德，道德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成为调整社会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罚是工具，而道德教化是目的，即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法与道的功能上，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9）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古代中国，“法律最初一产生，即有人认为它是道德论丧的产物，因而对其充满了敌意。”（10）在这种“德主刑辅”的模式下，“真正与法律有关系的，只是那些道德上或典礼仪式中的不当行为，或者，是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犯罪行为”，“制定行为规范的目的在于防止上述行为的发生”，（11）这样，法律仅仅成了统治者手中“驭民”推行礼教的工具而已。
三、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对当前法制建设的阻碍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虽然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今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古代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已被彻底的废除，与西方相似的法律制度今天已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建立。但是，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的那样：“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12）事实上，作为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已经作为民族心理层面因素而存在的公法文化传统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成了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首先，在公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私法极不发达，没有形成独立的民商法律体系，亦没有蕴育出市场经济所需求的权利观念，在整个古代中国，“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3）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政府重视以刑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忽略了对法制的建设，尤其是对民商法律制度的建设，直到今天我国尚未制订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现有的大量民商单行法律、法规仍处于十分杂乱、不成体系的状态。
其次，在传统法律泛刑事主义及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法与刑同义，而刑又与残酷、野蛮同义。按照《慎子》的解释，所谓刑即“斩人肢体、凿人肌肤”。所以民众谈法色变，“对人民来说，法仅仅是恐怖的对象，与权利、利益的保障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这种上面强加的法，人民本能的躲避”（14），根本谈不上对法的依赖和信仰。受其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众在对法的态度上仍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民众普遍的畏法、畏惧上法庭打官司，但这种畏法仅仅出于畏惧刑罚而畏法，却并非出于内心的对法的自然需求、信仰或习惯。另一方面，对于非采取刑事制裁手段的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律民众却普遍丝毫不放在眼里，甚至大肆予以侮慢，根本没有民事违法的概念。对于这一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诚信任意违约、侵权行为即是例证。
再次，由于传统立法、司法模式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权力崇拜的人格，另一方面还形成了行政、司法职能不分，人治主义的传统。直到今天，现实中司法机关设置及管理模式均严重行政化，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法律运作中，以言代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法外行事、行政干预司法之事时有发生。在权力面前，法律地位卑微，其威信荡然无存。此外，由于传统公法文化中司法组织的欠缺和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支配下，“自然导致对于过程的忽略和对结果的重视”，（15）现实中，受其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然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四、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我国法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即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我国公法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造。为实现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和观念两方面着手解决。
1．法律制度方面建设
首先，应大力完善立法，尤其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律体系，使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为实现建立和完善民商法律体系的目标，当前必须大力进行法律移植的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是私法即民商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急切地呼唤完善的民商法律体系，但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公法文化传统却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资源，而当前市场经济改革已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适时的移植西方的民商法律制度可以“成为推进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16）正如学者论述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地说，我们继受的主要是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7）
其次，政府及政府官员本身应带头守法，应树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果人们总是从经验中得到连政府及其官员都不遵守法律的经验将从根本上摧毁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但是，如果仅从“性善论”的幻想出发，想仅凭人民公仆的自觉性去自觉守法的任何想法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已被历史证实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必须对权力予以制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订出权力制衡、对权力监督的更合理的机制。
再次，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增强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彻底排除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对司法人员而言，应去除“重实体，轻程序”的陈腐司法观念，树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
2．观念方面建设
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的表现就是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实际运行来看，情况却并非乐观，事实上，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8）而由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一群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会诚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更主要的是必须大力进行观念方面的建设。
对于观念方面的建设，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大力张扬人权、平等、自由、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等现代法治观念，去除人民身上的盲从、软弱和奴性，确立法律的权威，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观念建设中，核心的内容是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20）而伯尔曼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1）
五、结语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既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又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当前必须大力进行公法文化的改造工作。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历经千百年而逐渐形成，是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对其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坐标循序渐进地进行。
注释：
（1）[罗马]查士丁尼著：《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2）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见2002年8月21日《光明日报》
（3）[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4）[美]德克·博德：《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
（5）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第111页
（6）、（8）、（10）、（11）[美]D·布迪、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第3页、第36页、第2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7）、（12）[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84页、第467页
（1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5页
（14）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1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