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市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
玉发〔2003〕5号
中共玉林市委员会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工委）和人民政府（管委），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 事业单位，中直、区直驻玉各单位：
现将《玉林市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中共玉林市委员会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03年2月28日
玉林市关于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我市的经济发展软环境， 严肃纪律责任， 实现玉林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力争在广西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 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国 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自治区关于对损害投资软环境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党组织(含党组织关系在本市的中直、区 直单位）、共产党员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是指违反中央 、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 有关政策和规定，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对我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
第四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改善对外开放的政策及法制环 境的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
(一)继续或者变相使用已失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已宣布废 止的经济政策、法规性文件，或者继续使用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中已宣布删除(废止)或 已修改的条款，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擅自或者越权制发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决策和规定的政 策、文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擅自出台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中央、 自治区和玉林市的政策、法规、规章相抵触的 招商引资政策，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
(四)行政机关发布有关决定、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或者制定行政措施不按有关规定报请上级 机关批准或者备案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有关规定 ，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 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一)对行政审批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在规定审批时限内未予办理完毕的；
(三)不予受理不告知理由，或者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不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必须补齐补正 的全部内容，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擅自设立或者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
(五)对已被依法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实施审批或者变相审批的；
(六)在依法规定的审批条件和标准之外，擅自增加其他条件或者限制的；
(七)无正当理由对符合规定条件应当予以批准的行政审批申请不予批准的；
(八)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予以批准的；
(九)违反规定程序实施行政审批的；
(十)超越职权实施行政审批，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行政审批档次的；
(十一)在办理行政审批事项中，擅自搭车收费，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的；
(十二)接受申请人赠送钱物、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或者向申请人提出购买商品、宴请、接受 服务、交纳保证金、参加保险等不正当要求的；
(十三)指令下属部门或者人员违反规定办理审批事项的；
(十四)对已审批项目负有事后监管职责的部门和人员因监管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十五)把不允许委托给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实施的行政审批行为加以委托，或者有权委托但 委托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或个人，或者对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实施的行政审批行为不依 法进行监督的。
第六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的有关规定，在有关 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
(一)对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作出的决定、命令或者重大工作部署拒不执行，或者变相抵制 、反对、不予落实的；
(二)不按照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应予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 者搞假公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务不按规定时限办理，或者借故拖延、推诿，或者人为设置障碍 ，歧视、刁难服务对象，或者对服务对象打击报复的；
(四)对其他单位有法定依据提请支持、配合、协助的有关事务不支持、不配合、不协助，或 者互相推诿、扯皮，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后果的；
(五)违反工作纪律，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造成危害后果的；
(七)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对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案件或者其他造成恶劣 影响的事件负有责任的。
第七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 规定，在有关的公务 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
(一)违反规定在道路、车站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 运出的；
(二)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的；
(三)通过设定歧视性资信登记、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限制或者排 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本地招投标活动的；
(四)以采取同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不平等的待遇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 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对其在本地的投资或者分支 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第八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定，在 有关的公务活动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一)对管辖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整顿、规范不力，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长期 失察或者放任自流，致使当地的建筑、流通、金融、中介、旅游、文化等市场秩序严重混乱 或者存在严重隐患的；
(二)与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骗汇、走私贩私等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纪违法人员相互 勾结，包庇、纵容其违纪违法行为，或者为其充当保护伞的；
(三)行政执法部门对在维护、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活动中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不及 时向有关职能部门通报、移交， 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的；
(四)政府和职能部门组织、参与、支持金融违规违法活动，或者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对各种金 融违规违法行为制止、查处、打击不力的；
(五)政府和职能部门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干预金融工作，干扰企业合法经营，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的；
(六)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技术交 易、特许经营权出让及政府采购等事务中，应当进行招标或者拍卖而未进行招标、拍卖的， 或者未按规定的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招标的，或者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虚假招投标、泄露 标底等行为的；
(七)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采取行政命令、强买强卖、强制有偿服务 、强揽业务、搭配搭售等方式，搞垄断经营，妨碍公平竞争，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
第九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有 关规定，在有关的公 务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 政纪责任：
(一)拒不与所办中介机构脱钩，或者搞明脱暗不脱，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移或者委托 给中介机构，搞有偿服务或者从所管理的中介机构分利的；
(二)向中介机构收取管理费，或者巧立名目变相向中介机构收取、摊派费用的；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审批、登记、认证、裁决等事项时，强行要求接受中介服务，或者指 定中介机构的；
(四)授意、指使或者强迫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者提供虚假证明，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 后果的；
(五)对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疏于监管，以致发生中介机构严重违法违规操作、弄虚作假、超 标收费等，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十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减轻企业负担的有关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一)违反企事业单位意愿，以广告、认购、定购、有偿新闻及其他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向 企事业单位收费，或者强制企事业单位参加各种评比、研讨、考核、培训等活动及各类学会 、协会、研究会的；
(二)向企事业单位摊派，或者索要赞助费，向企事业单位强买、强卖产品的；
(三)将法定的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向企事业单位收取咨询、信息、检测、样品检验等各 种费用的；
(四)对企业符合法定条件应享受的减、免、缓及出口退税等收费、税收优惠政策不落实，附 加条件或者要求给予好处才落实的；
(五)以各种名义长期无偿占用或者变相占用企业财产、物品的；
(六)违反国家关于控制对企业进行评比检查的有关规定的；
(七)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出的费用，到下属单位或者 其他单位报销的。
第十一条 违反中央、自治区和玉林市关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有关 规定，在有关的公务 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法限制投资者人身自由，或者违法搜查投资者住所和办公等场所，影响投资者正常生 活和生产经营的；
(三)擅自设立行政处罚种类或者改变行政处罚幅度，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超越法定时限的；
(五)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依法进行处理，或者无正当理由拖 延处理的；
(六)对依法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违纪违法案件不移送，致使违纪违法人员逃脱行政处分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纠纷、争议进行裁决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
(八)在委托执法过程中，对受委托者执法行为疏于管理，长期失察，或者指使、纵容、暗示 受委托执法者滥用处罚权，违规违法与受委托者订立利益分配协定的；
(九)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擅自使用、调换、变卖或者 损毁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的财物，或者将收缴的款物据为已有的；
(十)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违法实施其他行政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二条 违反国务院关于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的规定，在有 关的公务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 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行政纪律责任：
(一)不履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罚的；
(二)违反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收缴罚款的；
(三)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机关已经明令取消或者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仍按原定项目 或者标准收费的；
(四)违反规定，擅自变更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罚没范围、标准的；
(五)违反规定，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设置罚没处罚的；
(六)下达或者变相下达收费、罚没指标的；
(七)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
(八)违反规定，擅自开设银行帐户的；
(九)截留、挪用、私分、坐收坐支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的；
(十)对坚持原则抵制违纪违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复的；
(十一)以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名义收取钱物，不出具任何票据的。
第十三条 在有关的公务活动中，犯有本办法规定之外的其他错误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追究党纪政纪责 任。
第十四条 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违纪违法人员实施纪律处分，由其 所在单位按党组织的 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程序办理。县(含县)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认为必要时， 可以直接进行查处。
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轻微、尚未构成违纪，或者违纪违规 不宜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但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可由有关党组织或者行政 主管单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或者诫勉、责令辞职、免职 、辞退等组织处理。党政机关授权或者委托、委派、聘用的其他组织和人员，违反本办法有 关规定的，可作解散、解聘、辞退处理。
第十六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有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较轻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或者诫勉、责令辞职、免职等组 织处理；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规依法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第十七条 第十五、十六条中关于组织处理的决定可由有党员 及干部管理权的机关或者单位 直接作出，也可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主管单位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建议，报 请有权机关决定。组织处理决定一般应在收到组织处理建议之日起30日内作出。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所获的经济和各种非经济利益，国家法律 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按有关规定予以收缴、扣押、退还等；需要赔偿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 关规定办理；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对所得经济利益责令退赔或者予以收缴，非经 济利益予以取消或者纠正。
第十九条 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公民、法入 或其他组 织可以直接向中共玉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玉林市监察局或玉林市投资项目投诉中心投诉。
第二十条 为了确保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取得实效，实行民主评 议制度。每年由市县两级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对行政机关进行民主评议。
评议的内容包括：政令畅通问题；工作效率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工作纪律问题；政务公开 问题；勤政廉政问题等、评议的方法采取自评和社会评议相结合，可以与行风评议工作一起 进行。评议等级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
在评议中，对社会问卷调查综合评分满意率达不到60%的单位作如下处理：
(一)年终“双文明”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中不能评为优秀，年终“一把手”工程考核要降一 个等级。
(二)单位主要领导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主要领导说明原因并作出检查；
(三)问题特别严重的，或者对存在的问题整改不力的，要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纪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直接责任人员，是指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规 定的职责，其行为对出现违纪违法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是指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任，不履 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出现违纪违法行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共玉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玉林市监察局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共玉林市委办公室、玉林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对损害投资软环境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 (玉办发〔2001〕109号)同时停止执 行。各县(市)区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
作者：陈卫东/刘计划
一、死刑的实体控制与程序保障
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倡导废除死刑以来，人们开始对死刑的功能及价值进行深刻的反思。随着报应刑观念的革除及现代刑罚观的确立，刑罚人道主义及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死刑这种最古老、最严酷的刑罚重新进行了价值评断，消除了诸多认识误区。而今尽管死刑存废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废除死刑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而保留死刑的国家也纷纷走上限制、减少死刑的道路。废除死刑，尽管道路曲折，并非一帆风顺，但它无疑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方向和重要标志，并已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阶段暂不废除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这一死刑政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实际，应当坚持。我国刑事立法贯彻了这一死刑政策，表现为通过对死刑适用进行实体上的控制与程序上的保障，以达到限制死刑，保证死刑正确适用的目标。
在实体控制方面，现行刑法贯彻少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作了多方面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主要表现在：（1
）从适用死刑的对象上作出限制；（2）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上作出限制；（3）从死刑的执行制度上加以限制；（4）从适用死刑的罪种上加以限制。
在程序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性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有关死刑案件的特别审慎的态度，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从而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这些特殊的程序性规定可分为四种：（1）提高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管辖级别；（2）采用强制辩护方式；（3）专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4）在执行程序中作了特别规定。
二、死刑复核程序之现状
死刑复核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完善，死刑复核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诉讼程序中，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由不甚健全到较为健全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重视死刑复核制度，在当时尚无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明确地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刑复核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在劫难逃，被破坏殆尽。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恢复了“文革”前的死刑复核程序，把死刑复核程序单列一章，分为四个条文加以规定，不仅科学地把判处死刑的权限统一归属于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慎重地把死刑、死缓核准权分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还规定了核准的基本程序。至此，我国死刑复核制度已基本完备地建立起来。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法律条文粗疏，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仍不完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而由于长期以来死刑核准权的下放，造成部分案件的二审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无疑已成为死刑复核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
（一）死刑核准权下放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核准权，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前者我们称为死刑核准权，后者则称为死缓核准权。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均规定死缓核准权归属高级人民法院，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鉴于死缓制度的特殊属性，从缓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考虑，由高级人民法院执掌死缓的核准权是可行的，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无异议。但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则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生命权是每个自然人最为宝贵的权利，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无疑成为国家刑事审判权中的一种最高权力。死刑核准权归属谁手体现了统治阶级对生命的重视程度及对死刑的审慎态度。我国对死刑核准权的控制历来有严格的限定。从1954年9
月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以来，死刑核准权归属几经变换，（注：参见陈卫东、张ｔāｏ＠①著：《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1页。）但基本上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注：
由于当时基层人民法院享有死刑判决权，中级人民法院享有二审权，因此即使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也并未发生二审与死刑复核合而为一的局面，死刑核准程序的严肃性并未受损。）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4条、第145条、第146条、第147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3条，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和审判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把判处死刑的权限划归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明确规定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标志着死刑核准权已统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未曾实施已几成具文。为了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犯罪，1980年2月12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接着，1981年6月10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1）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
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
）对反革命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须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
次会议在上述《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尚未届满之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它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召开了第177
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对今后贯彻的有关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本院判决的死刑案件以外，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本院批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省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自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给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之时），至今已有18个年头。当初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然而，死刑核准权一经下放，收回之日便遥遥无期。何为“必要的时候”？这“必要的时候”有多长时间？恐怕很难说定，毕竟已绵延近二十载。由于死刑案件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既然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准权，那么死刑复核与二审合而为一也就不可避免，实践中有些高级人民法院也是这样做的。它们在判处死刑的二审判决裁定书最后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真正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作用，对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核准。（注：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并提出具体设想，即在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复核庭，专司死刑案件的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案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由复核庭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的，还必须交由复核庭核准。对于前者在所不论，唯后者又有几分现实可行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实际上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又有哪一个不是经过主管领导审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复核庭几位法官的复核还有几分价值？加之在“从重从快”的催促声中，又怎能仔细核查？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之所以没有设立死刑复核庭复核本院判处的二审死刑案件，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并无实际意义。况且，我们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既已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那么也就赋予了死刑终审判决权，也即高级人民法院对已授权其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作出的二审裁判，就无须再经核准程序，因为核准权理应包括判决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即包括死刑判决权）。十几年来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的结果又怎样呢？核准权下放的死刑案件无疑占死刑案件的大部分，由于减少一次检验机会（实则对这部分死刑案件已缺少死刑复核程序），各高级人民法院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加之在“严打”声中，在“从重从快”的催促下，造成某些地方实际执行死刑偏多，实践证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换来的不是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死刑核准权迟迟不收回就是明证。由此我们设想，是否可以从其他方面寻找根治的佳途？
我们认为，在死刑裁判的正确性与诉讼效率之间应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基于死刑案件可能有错误的认识，刑事诉讼法才设置了死刑复核程序，旨在增加一道程序，以求裁判的稳妥性。在较多适用死刑的现阶段，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对控制死刑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现实面前，立法者终究选择了从重从快也即诉讼效率。在立法者追求诉讼效率而轻视死刑复核程序的情况下，学者们纷纷呼吁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没有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授权的规定，而是保留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根据我国宪法，其效力应高于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的规定及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条，
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应获得完全的法律效力。换言之，死刑核准权已完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不存在“授权”的问题了。然而，目前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生效一年有余而并没有作出可以重新授权的有效力的修改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无意收回授权，的确于法于理皆不通。立法者所以对此持宽容态度，由此可见立法者尴尬的处境：既要维护程序的严肃性，又要对现实作出让步而容忍。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可以认为，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很难说是短期行为。而死刑核准权不收回，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就无法根本改变。
（二）报请复核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1条规定了死刑和死缓案件应报请复核，但对报请复核的具体程序包括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与期限并无规定。立法的粗疏当然可以由司法解释来弥补，但从程序法制完善来看，立法的具体化还是不可缺少的。
（三）复核程序问题
关于死刑、死缓复核的具体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仅规定了复核组织，而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复核的期限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缺欠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书面形式的死刑复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死刑复核程序是复核法院单方面的职权活动。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要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由于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并不听取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的意见，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死刑复核仅采取书面方式，其弊端显而易见，是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又一缺陷。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
从我国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种数量看，现阶段适用死刑的案件为数不少。因此，加强对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鉴于目前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从慎用死刑的目的出发，我们提出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有两条思路可供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