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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生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探析

闵涛


【内容提要】寄宿生（含在校外借宿的学生）犯罪与社会上其他刑事犯罪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寄宿生犯罪呈上升趋势。如何遏制和预防寄宿生犯罪，保护其健康成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作者通过对近几年以来受理的案件调查分析，从寄宿生的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及区别对待处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学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是学生形成性格气质能力、完成预期学业的主要场所。近几年，私立学校增多、高年级住校生、单独或几个人合租房屋也日渐增多。随着寄宿生的增多，学校管理跟不上，造成寄宿生中出现了一些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其人数虽少，但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引起的震动却是相当强烈的。
　　从近几年我院受理的案件看，2003年受理的寄宿生犯罪案件1件1人；2004年2件3人；2005年2件4人；2006年3件5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过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寄宿生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何预防寄宿生犯罪，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寄宿生犯罪特点

　　这些寄宿生的犯罪，有许多共同特点，且与社会上的成人犯罪有很多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1、犯罪类型比较单一。由于学校环境比较封闭，学校空间比较小，与外界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因而在校的寄宿生犯罪类型比较单一，受理的案件中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比较多，其中尤为突出的侵犯财产罪。他们大多是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财产犯罪上，这一犯罪特征与他们没有收入、相互攀比、追求高消费有很大关系。
　　2、共同犯罪比例较大。在13人中，有8人系共同犯罪，占总人数的62％，如邱某三人抢劫案件中，三人均是在校附近合租房屋寄宿生，一日晚上放学途中，遇见酒后回家的被害人张某，见张摇摇晃晃在打手机，三人临时起意欲抢劫张某的手机，日后往家打电话方便，于是拳打脚踢抢走了张某的手机。开庭时，邱某说三人在一起互相壮胆，就不害怕了，互相能配合。
　　3、犯罪手段智能化。在受理的盗窃案中，行为人均是乘宿舍无人之际或乘同学在体育馆内活动等之时实施盗窃书包内的物品，但近二年来，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出现智能化，犯罪前有准备，犯罪进行过程中有分工。如：被告人张某、温某盗窃一案，张某、温某与同班学生王某是好朋友，王某的父亲是包工头，张某、温某二人商量盗窃王某家，一日张某同王某打篮球，温某趁机偷来王某家的钥匙并到校外配制一把，次日，二人来到王某家盗窃现金5000余元及照像机等物品，并连续作案多起。
　　4、遇事易冲动。他们大多是冲动性犯罪，作案时不考虑行为后果，案发后冷静下来时，又悔恨交加，在4起故意伤害案件中，有3起使用了水果刀，1起用拳打脚踢的方式。伤害部位大多为头部、面部、胸部等人体重要部位。这4起中致死1人，重伤1人，轻伤2人。案发后均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悔不己，有悔罪的表现，对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学校，特别是给被害人及家庭造成的损害和对学校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如：被告人赵某见自己的好友杜某与李某在打架，就不由分说持水果刀，上前就照李某的后背刺一刀，致李某死亡，案发后，赵某后悔不已，本是同窗，理应阻止打架，却拔刀相助。
　　5、作案地点集中。犯罪地点除学校宿舍外，65％以上都是在网吧、练歌厅等娱乐场所或饭店等地。校外的寄宿生除在学校上课外，其余时间成了无人管，有的上网吧练歌厅与社会闲散人员混，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如被告人焦某与网友（两劳人员）常在一起，盗窃作案多起，而在市郊区整日劳作的父母却以为儿子在复习考大学。

二、寄宿生犯罪原因

　　寄宿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因而造成寄宿生犯罪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心理不够成熟，易冲动，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身心处在成长期，体内分泌的激素一方面促使全身组织迅速发育；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脑和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之情绪易激动且难以自控。此时如接受外部刺激易产生冲动，导致行为过激而违法，甚至犯罪。
　　2、是非观念较弱，思想道德易蜕变
　　由于我国历来都重视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是非观念，但从调查的情形，却证明现在学生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却不稳定，容易变化，探其原因，一是社会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无数次的实践之中，经过理性思考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准则，人们也只有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才会得到社会道德的深刻认识，形成对社会道德稳定的认同，而寄宿生生活经历简单，社会实践机会几乎等于零，对社会道德的认识大都来自于学校、家庭的教育，难以得深刻认识。二是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强烈地振荡着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是非观念。
　　3、有不健康的心理。寄宿生受着来自学校的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望，当遇到挫折后，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对挫折的正确认识和心理准备，没有应对挫折的办法和经验，经过几次挫折便心灰意冷悲观失望；还有一部分处事有功利化的倾向，为了满足享乐挥霍的私欲和高消费的虚荣心，他们唯利是图，往往不惜以违法犯罪手段达到目的。
　　4、爱慕虚荣，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现在的寄宿生中，有一种摆阔气和高消费的倾向。一些寄宿生在校穿名牌衣服、使用手机、外出打的，高消费对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是一种诱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寄宿生勒紧腰带宁可少吃饭，节省钱来消费，如吴某一日三餐并两餐，省下钱买高档化妆品，每周定期作美容。再如，被告人李某在浴池洗澡后，误将他人的衣柜打开，见有一部手机遂产生占有之念，于是将手机盗走，并将衣柜锁好。开庭时他为什么要偷手机，他说再过两天是同宿舍同学生日，我过生日时，他送我的礼物挺贵重的，这回他过生日我寻思得买点拿出手的礼物，但父母给的生活费又花光了，于是打算偷手机卖掉买生日礼物。
　　5、法制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作事鲁莽不考虑后果。寄宿生只偏重学习书本知识，法律知识欠缺。很多学生没有用法律规范评价社会行为的意识，有的甚至是法盲。因此，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仅凭感觉或用非传统的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行为，当他们面对冲突和矛盾时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易感情冲动，甚至做出违法行为。还有的学生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听之任之，任人摆布，同时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这也助长了违法分子的威风。如低年级的学生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拦劫，抢钱或衣物等，却忍气吞生，不敢反抗或向学校老师反映。
　　6、家庭溺爱多，教育少。现在的寄宿生中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得到溺爱，住校后，家长更是对其生活上关爱倍致，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满足子女的需求，子女定期回家时，也只是关注分数，关注吃穿用，而在对子女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教育，则是既缺乏了解，又疏乎于引导，久而久之，有的学生不求上进，缺少法律常识和法制观念，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膨胀，逐渐滑向犯罪的泥滩。有位家长，得知儿子犯盗窃罪，起初颇感震惊，认为自己儿子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吃穿用都不缺，怎能偷别人的东西呢，直到开庭时才相信。
　　7、学校管理不善。目前，一些学校管理存在着问题，对寄宿生夜不归宿、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空间、贪玩厌学、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不良行为，未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迟到、旷课、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未给予及时或适当的处分。由于学校纪律不严密，管理混乱，各部门不履行职能，班主任和负责日常生活的教师不认真负责，缺乏对学生的了解与关心，以至于学生的不良行为任其发展，最后导致犯罪。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发生矛盾特别是互殴后，学校也未引起重视，未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没有将犯罪苗头消除在萌芽中，以致犯罪后果最终发生。

三、预防寄宿生犯罪

　　寄宿生有其特殊性，应根据其年龄及犯罪特点，原因，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1、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强化对学生法制教育。从对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的寄宿生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因此，强化对寄宿生法律教育刻不容缓，建议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聘请公、检、法部门人员，通过个案的剖析或展示图片、放录像等形式，经常给学生讲法制课，让法律伴随他们健康的成长。
　　2、学校应加强疏导工作，避免矛盾的激化。一旦发现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有争执、殴斗的征兆，应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调解和开导。建议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特别注重法律问题的咨询，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有疑难问题，及时找这方面的心理教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便于沟通，将他们的逆反情绪得到及时纠正，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
　　3、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学习的教育、管理中，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消费观念上，予以正确的引导，提倡和鼓励自我奋斗、自尊自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互助友爱的精神和理念，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同时要加强治安管理，要让学生自己的家园、自己管理，做校园的主人，提高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寝室的安全保卫工作，杜绝盗窃等犯罪活动的发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了解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发现矛盾，及时解决，防止事态恶变，消除不安定因素。
　　4、严格限制性措施，防止后果的发生。限制性的措施，是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认定和分析，在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前提下，事先的一些限制性的行为规范，以消除违法犯罪的诱因和漏洞，防止犯罪发生，最佳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营业性舞厅、网吧等场所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只有严格地执行相关的法规，才能使那些免疫力低的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到负面的影响，也就能制止或者减少犯罪。
　　5、学校和家长应建立联系制度，共同关心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学校不仅要关心每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要定期将学生在校方方面面的表现情况告知家长，同时家长要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外的情况，这样可全面了解学生状况。家长要在关心子女成绩、生活的同时，要更重视子女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寄宿生的出现，要求学校应建立配套的管理机制，家庭也应重视子女在校情况，而不应持放任态度，单依靠学校管理。寄生犯罪应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遏制和预防寄宿生的犯罪，保护其健康成长，应当成为我们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运用“双重获得合意”理论论证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的必然性。接着文章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了理论分析，论证了其合理性，指出其根本属性是契约性，其价值有公正、效益和安定。文章并简要介绍了仲裁与调解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的情况。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几点构想。

关键词：纠纷解决；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双重获得合意；契约性;制度设想

近年来，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领域，有一种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起来的趋势。这种“仲裁－调解”程序经常被应用于许多商事案件的处理之中，法院对这种做法亦表示了认可。在国外，1997年一个关于ADR实践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但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国际仲裁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及其解决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调解”制度的一些构想，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概述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概念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 [13 主要包括：
1、“先调解后仲裁”（Med－Arb）。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进入仲裁程序。
2、“仲裁中调解”（Arb－Med）。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
3、“影子调解”（shadow Mediation）。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阶段的恰当时候，启动平行的调解程序，由调解员对争议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则了结争议；如果调解不成，则争议由仲裁解决。
４、“调解仲裁共存”（Co－Med－Arb）。这是一种结合了调解，影子调解，小法庭和仲裁诸因素的程序变体。在这种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相分离，但他们都参加法庭听证，仲裁员不参加调解员私下会晤，调解员要向仲裁员披露在调解中所获悉的秘密。随着仲裁程序的发展，调解员旁听全过程，并可在适当时候对当事人进行调解。[14]
5、“仲裁后调解”（Med-Post-Arb）.是指当事人在仲裁程序终结后利用调解程序解决仲裁裁决执行中的问题。由于执行中的调解与仲裁程序的终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连贯 ，因而这种方式更接近于独立的调解或临时调解。
〈仲裁规则〉）规定的是第二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仲裁调解相结合包括了二者结合的各种形态，均用Med－Arb来表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方式。但其原理对其他方式亦有一定的适用性。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性质
关于仲裁的性质，目前学界有四种不同主张，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以及自主论。而关于调解的性质，通常认为只具契约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国家它还具有司法性。作为仲裁与调解的结合，仲裁与调相结合制度的性质就更为复杂。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尤如仲裁一样，只具有契约性。
首先，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契约性。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是中国从20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当事人的需要，可以说，它是许许多多的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反复、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
其次，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来看，它也具有明显的契约性。是否提起仲裁，在仲裁中可否进行调解，仲裁机构的选定，仲裁员和调解员的选任，仲裁员在调解中的角色和作用，程序如何进行，是否达成和解协议等都要由当事人合意决定。并且，当事人还可以约定调解成功或不成功的后续程序如何进行，以及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和仲裁员的陈述意见、建议和方案等事项在以后的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中的可采性。总之，与仲裁中与调解有关的各个阶段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具有显著的契约性。
第三，不能因为法律确认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便认为它具有司法性。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的目的，只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保障这一制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限制它不向背离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倾斜，这与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特征的司法性并无必然联系[15] 。比如，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私法领域内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对该原则的适用，法律既鼓励、支持，也限制、监督，但不能因此认为该原则具有司法性。必须明确，司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前者只关注法的适用，而后者还包括立法。法律之所以规定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法院之所以支持和监督这一制度，正是在私法领域内，承认并保障当事人在不违背强行及公共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行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
第四，仲裁立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契约性。1958年《纽约公约》使弱化法院干预，强化仲裁效益的精神得以确立。在仲裁调解立法方面，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0年制定的《调解规则》、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标志，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空前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非仲裁地化亦以摆脱仲裁地法院干预，实现完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目的。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仲裁立法愈趋自由化，以便为仲裁提供更为宽松、优越的环境。
第五，混合论看似公允，但认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具有好几种属性，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物性质指的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好几个本质属性，与哲学原理是相矛盾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
第六，自治论注意到了现代商业需要对于仲裁的巨大促进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当前大多数的仲裁实践还是在具体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仲裁、调解虽有增长趋势，但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自治理论尚不足以概括仲裁、调解的全部现实，因而也难以说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本质特征。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价值目标
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肯定是有着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独特的功能，才使得它能够得以产生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例外。
仲裁与调解作为仲裁方法的扩展，其价值目标与仲裁的价值目标有重叠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除具有仲裁的基本价值--公正、效益之外。它还具有“安定”的价值。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公正”价值，“效益”价值放到本文的“理论争鸣”部分予以论述，这里只讨论“安定”价值。
所谓“安定”，是指生活或形势平静、正常、稳定。[16]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允许以和解协议解决当事人之间复杂的法律争议，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合意，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体现了双方的自愿，和解能够激发当事人履行协议的诚意，从而保证了调解结果的相对稳定性。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和解超出了纯粹的法律和经济范畴，它能够合理扩张，延伸到单纯的仲裁难以触及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有效地保持和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远期利益，在当事人之间以至社会上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安定局面。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实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17]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和发展。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起源于中国，是与中国深厚的调解文化分不开的。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关于调解的历史记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国的调解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首创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激情碰撞的结晶，被誉为“东方经验”。[18]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仲裁，以及在仲裁中进行调解，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1956年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中没有规定调解。但在仲裁实践中，受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调解逐渐被提升至相当高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与美国仲裁协会共同创造了“联合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仲裁史上的又一创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8年，贸促会制定的《仲裁规则》第37条规定可以对仲裁条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首次在仲裁规则中规定调解。94年修订的仲裁规则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方面增加了若干重要条文。94年颁布的仲裁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规定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
第三阶段，2000年10月颁布的第六套仲裁规则进一步发展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包括增加规定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进行的调解如何与仲裁相结合，并且通过简易的仲裁途径使得调解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国外的起源和发展
受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律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纠纷多样化的影响，仲裁不断受到诉讼和调解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正当程序，过于强调其司法性，仲裁如同诉讼一样，“如大象一样笨拙费力，但却没能节省法官半点的才智”，并且也无权将固执的当事人说合。仲裁变得过分缓慢，过分正式僵硬，过分昂贵。[19] 这使得商业交易的当事人感到厌烦并转而寻求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与仲裁相结合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20]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都意识到“重视、适应并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21] 从而在各自的立法中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作出了规定。
１、立法规定
（１）大陆法系。由于大陆法国家传统上允许法官调解案件，这一做法自然也惠及于仲裁。但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的做法通常未为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荷兰例外。荷兰1986年的《仲裁法》第1043条规定了仲裁员可以尝试调解。 [22]
（２）普通法系。传统上对法官和仲裁员进行调解持反对态度的一些普通法国家，近来态度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1993年和1999年英国商事法院发布的指导性的司法陈述（Practice statement），鼓励当事人以诉讼的方式来了结案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1996年制定的《仲裁与调解法》，该法第80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在仲裁中可以调解案件。
２、仲裁规则
世界上各仲裁机构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确规定仲裁员有权对同一争议进行调解，如印度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第42条允许先调解后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的仲裁规则只是一般性的将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能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方式，如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有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可以用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争议，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尽管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各仲裁规则几乎都实际上允许仲裁员担任调解员。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法理学本质
何谓纠纷？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国学者顾培东先生认为冲突的法学本质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2]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认为，纠纷（conflict）涵盖了冲突、争执、竞争、混争等方面。[3]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对纠纷进行定义，从实质上看，纠纷就是围绕利害关系产生的对立，是现有关系的失衡。仅就微观而言，这种失衡是纠纷主体之间利害关系的失衡；而就宏观方面来说，这种失衡是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局部出现了不平衡。因此，纠纷的形成既是纠纷主体相互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社会规范的状况，以及作为社会介入之标志的第三方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4] 故而，我们应当重视纠纷与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将纠纷的解决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从参加过程的个人行动层次上把握其解决。另外，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纠纷对秩序破坏的一面，强调纠纷的解决对秩序的恢复，还应当同时看到纠纷之解决的创造作用，看到其形成新秩序、新关系的一面。
针对纸面上的法律与实际上的法律（即活法）之间存在的隔阂，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制度分析转向过程分析”的口号，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过程分析的两个基本的价值性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5] 笔者认为，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服务的。现代民法理论认为，私权主体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被假定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现代民法的灵魂。[6] 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因为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其合意进行的，他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7]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纠纷的解决与了结分开来。[8]也正因为如此，棚濑孝雄提出了“双重获得合意”的纠纷解决研究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者的合意。[9]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