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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于维护被害人或其亲属的合法权益，避免各种利益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法治建设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但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有很大差别，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并不一定都适合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附带民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可能会在保全期限、保全担保、保全申请审查、保全与扣押的关系以及公检法三家的职责等方面和环节遭遇种种困难和问题。笔者拟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确保准确有效执行法律，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关于保全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一条拟将该期限延长为30天。即便如此，也很难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需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一件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至少需要３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应当有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保全期限。实际上，在德国、日本等同样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保全期间，而是将保全期间的决定权交由法院自由裁量。

二、关于保全担保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人申请诉前担保应当提供担保，否则驳回申请，民事诉讼法实施意见进一步规定担保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设置保全担保的目的在于，一旦保全错误，可以弥补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而遭受的损失。因而，没必要数额与申请数额相当。从准确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看，一味强调担保额应相当于请求额往往容易使申请人因担保问题而错失良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因刑事犯罪遭受了财产和精神损失，有的还为治疗花费了大量钱财，缴纳数额相当的保证金对其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将阻碍其权利的实现。因而，附带民事诉讼的担保金额应与民事诉讼的规定有所区别，一般情况下应以保全不当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为限，比如10%至30%。如果申请人生活非常困难，可以分期提交，也可以不提供担保，由法院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保全审查问题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审查工作一般由法院的立案部门负责，重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前提条件进行审查。首先是审查诉请事实是否存在，主要是看有无证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毁犯罪事实的相关材料；其次是审查是否属“情况紧急”，民事诉讼法等对此未予明确，具体可对被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信誉、保全标的物的类型以及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等进行审查。二是对保全对象进行审查。主要也是看有无相关证明材料。三是对保全数额进行审查。附带民事诉讼中，申请人主张的赔偿数额一般较高，而法院判决确定的数额一般要少很多，保全数额的确很难确定。因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质，笔者认为，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损害情况以及民事赔偿标准，只要保全数额不是明显过大即可。四是对保全担保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其是否提供担保，以及提供担保的数额。

四、关于财产保全与刑事扣押竞合问题

一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交通肇事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对犯罪嫌疑人的财物进行了扣押，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再申请对该财产进行财产保全？笔者认为可以，理由是：首先，刑事扣押的目的是保存证据，主要是基于物品的证明价值，而不是其财产属性。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一些刑事扣押带有保全的性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之后，有了专门的财产保全制度，刑事扣押就应当回归其本位，扣押是扣押，保全是保全，两者虽然并存于同一个客体，但并不矛盾。其次，如果不设置财产保全，不利于保障被害人或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实践中，有的侦查机关将扣押的物品进行拍卖，有时甚至低于物品的实际价值，不利于保护被害人或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如果公安机关扣押的物品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则在不影响物品证据价值的同时，限制了公安机关对其随意处分，避免给被害人或其家属造成损失。在对扣押财物实施财产保全时，侦查机关应当积极配合，不得以已查封等为借口拒绝，在采取保全措施之后，侦查机关非基于证明需要，不得随意处置被扣押物品。

五、关于财产保全中公检法三家的职责问题

财产保全运行机制的设置总体上应当是：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主导，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积极配合。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程序包括保全裁定作出程序与保全执行程序。保全裁定的作出程序虽然审理方法较通常审理程序简便而以裁定为之，但性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别诉讼程序，适用法律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因此，财产保全裁定权只能由法院来行使，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均无权行使。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害人或其家属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也可以向侦查机关或审查起诉机关提出申请，由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将申请移交法院。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对被害人或其亲属的申请应认真对待，不得拒绝，并应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被害人很难有效提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侦查机关还应利用侦查的便利条件协助查明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法院决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扣押的财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也应积极予以配合。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贝卡里亚的刑事证据法思想

秦德良


摘要：贝卡里亚提出了丰富的、至今仍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刑事证据法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无罪推定、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证据法定、证据公开、查证有时间限制、证明标准、证据证明力的判断等方面。

关键词：贝卡里亚 刑事证据法思想


贝卡里亚是近代刑事法学的创始人，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他不仅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称、无罪推定、刑罚温和、及时、公开、必需的原则，而且提出了丰富的、至今仍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刑事证据法思想，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无罪推定

贝卡里亚在讨论刑讯问题时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P31]这就是刑事法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无罪推定思想。这一思想继承了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思想。虽然贝卡里亚从社会契约论的进路论证无罪推定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但无罪推定本身从提出开始就从理念上开创了保障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先河，成为近代刑事诉讼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标志。在贝卡里亚之后，刑事诉讼的价值与目的逐渐向保护法益（惩罚犯罪）与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并重方向发展。由于无罪推定在价值层面上对刑事被告人人权的保障，慢慢地在技术层面上或者说在证明责任方面，演变出了刑事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自证其罪的原则。因此，贝卡里亚的无罪推定思想为刑事证据法的文明化、人道化奠定了基础。

二、证据种类：人证与物证

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里亚提到的证据种类主要有人证、物证。人证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人证主要包括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

（一）证人证言

第一，证人的资格：一切有理智的人，也就是说，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其感觉同其他人相一致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

第二，证人证言的可信程度的判断：“衡量证人可信程度的真正尺度，仅仅在于说真话或不说真话同他的利害关系”。[1][P22]

首先，“证人的可信程度应该随着他与罪犯间存在的仇恨、友谊和其他密切关系而降低。”

其次，“犯罪越是残酷，或者情节越是难以置信，证人的可信程度就越是明显地降低。”

再次，“当证人是某一私人团体的成员，而这一团体的习惯和准则并不为公共社会所理解，或者与社会相忤逆时，这个证人的可信程度可能成倍降低。这种人不仅包含本人的欲望，也包含别人的欲望。”

最后，“当有些证人把别人讲的话指为犯罪时，证人的可信程度几乎等于零。因为人们用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因此，就一个人的言语进行诬陷，比就其行为进行诬陷要容易得多。” [1][P23-24]

第三，为了有助于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贝卡里亚认为，“一个以上的证人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肯定，另一个人否定，就什么也确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有权被认为是无辜的。”[1][P23]

（二）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供述即口供，是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表现。贝卡里亚从无罪推定、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思想出发，对口供取证中的提示性讯问、宣誓、刑讯进行了分析。

第一，反对在提取口供过程中对被告人进行提示性讯问

所谓提示性讯问就是：当应该就犯罪情形进行泛指的讯问时，进行特指的讯问，也就是说，讯问直接针对犯罪，提示罪犯作出直接回答。在贝卡里亚看来，讯问应该是盘旋式地围绕事件，而不是直接地就事件交锋。采取这种方式，或许是为了不提示罪犯作出使他直接面临控告的回答；或许是因为犯人不经周折就认罪，似乎违背了他的本性。 [1][P27]

第二，反对在回答讯问之前和讯问中止后要求被告人宣誓

贝卡里亚认为，要求被告人在回答讯问之前必须宣誓以自证其罪的法律规定与人的自然感情相矛盾，“这就好像一个人会通过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毁灭行为变成义务；好象宗教能够干涉大多数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宣誓从来没有能使任何罪犯讲出真相，对此，每个法官可以为我作证。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经验和理性都表明，这种宣誓是何等地徒劳无用。” [1][P29-30]

同时，贝卡里亚还反对这样的规定：“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的交代，只有经中止刑讯后的宣誓加以肯定才生效。”[1][P34]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刑讯提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