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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决定》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解构

颜 　 雷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03级法学2班）

[摘要]随着司法活动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一直隐含着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表现在运行机制不太顺畅：有鉴定决定权的冲突,鉴定标准任意不统一,鉴定对象模糊三点；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包括鉴定主体不独立,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等等。这些制度方面的缺陷迫切要求我们对现存制度进行全面地解构与完善,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好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鉴定机构独立且审鉴分离，鉴定人资格的确定以及鉴定人负责制度的实行，都对司法鉴定体制有了很好的完善。尽管《决定》对司法鉴定的问题作了些解决，但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譬如鉴定管理、审查监督、鉴定结论质证、质量保证、司法救济等制度方面的完善。总之我国司法鉴定工作任重道远。
[关键词]司法鉴定　制度缺陷　制度完善

　　作为具有相当专门知识的司法鉴定工作，在我国其为处理各种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诉讼当事人与参与人智能水平的提高,各类案件中涉及的专门性工作的增多,难度的增大,对司法鉴定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我国司法鉴定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显得滞后,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中的这些问题有了很好的解决。《决定》的实施对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制度建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是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向最终完善迈进的重要一步。
　　
一、《决定》前我国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问题。
我国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不太顺畅。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鉴定启动的冲突
　　关于谁有权启动鉴定程序的问题,在我国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尤其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程序法中有关的原则规定，鉴定的启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公、检、法三机关司法人员手中．即鉴定程序的启动依赖于司法人员的职权行为。尤其案件进人审判程序后对相关技术问题是否进行司法鉴定，取决于法官的认知。虽然当事人可以提出申请，但没有决定权。这就在一定程序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违背了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中立地位的原则。由此引出的后果就是司法公正目标难以实现。当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及司法部颁布的《司法监定通则（试行）》，这一状况在一些省市有些改观，一些司法鉴定机构在受理司法机关、仲裁机构鉴定委托的同时，也受理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的鉴定委托，但多数是在进人审判阶段之前。不言而喻．这种合法权益在相大程度上还是受到限制。另外，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都有权决定进行司法鉴定,就常常会导致各机关分头鉴定,相互冲突,一个刑事案件可能会产生多份鉴定结论,有的是一致的,有的却不一致,甚至结论截然相反，导致许多不好的结果。
　　因此，应该统一鉴定决定权的行使，对鉴定决定权纷乱的情况进行整合，在诉讼中应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鉴定决定权，公安和检察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令。对于诉讼外或诉讼前的鉴定委托，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最终为一个目的，即得出一份标准而不致冲突的结论
　
（二）、鉴定标准的竞合
　　说道标准，鉴定标准就是鉴定结论的根本保证,是衡量鉴定结论正确与否的尺度。我国由国家发布的标准很少,鉴定标准大部分是部门制定的,未经过立法程序,不具有法规性质。例如,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适用于普通伤害案件的人体伤残程度的鉴定标准,因此在普通伤害案件的人体伤残等级鉴定时,鉴定人常常随意适用各种鉴定标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问题。由于诸多标准适用范围不同,宽严不一,有的还存在相互冲突,造成鉴定秩序和鉴定结论十分混乱，使诉讼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常常发生争议。《决定》需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所以，我们需要制定统一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如下几点:①符合法律的规范;②要有利于统一鉴定人的鉴定尺度,避免随意裁量;③有利于非专业人员理解标准原义,防止发生歧义;④有利于其他行业借鉴;⑤有利于与国内外相关专业的鉴定标准进行比较和交流，等。

（三）、鉴定对象的不确定
鉴定对象是鉴定结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和依据。鉴定结论是一类独立的法定证据,而作为产生鉴定结论物质基础和依据的鉴定对象,只有得到法律认可,鉴定结论来源才具有合法性。我国尚未用法律形式具体确定,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专门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鉴定规则中只对鉴定对象作了几大专业的限定,而无具体规定。这样使鉴定的范围过窄或过宽,实践中难以操作和把握。如我国刑法、刑事讼法修改后，原属检察机关管辖的涉及财会业务的经济犯罪的司法会计鉴定，公安机关因无此鉴定门类而无力承担，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类案件无人问津的情况，影响了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应当用法律形式固定鉴定对象,这样才能使鉴定结论的来源具有合法性,才能经得起法庭辩论。另外，法律上确认鉴定对象时,须对其以统一标准（上述）进行科学分类。我们需要考虑司法鉴定工作是一种非常专业的、科学的，需要以其确定性、合法性来作为诉讼中的证据。所以绝对不能模糊。而《决定》第十七条具体规定了三类司法鉴定的对象： 即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鉴定，就解决了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普遍存在着随意性和重复性的问题。

（四）、我国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例：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二款对刑事案件中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作出了明文规定，即:“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一规定旨在解决重新鉴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但是该条文自身却存在缺陷，它容易混淆医学鉴定和法医学鉴定。医学鉴定是指临床医疗诊断方面的鉴定，而法医学鉴定是运用医学、生物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来解决法律上有关问题的一门科学，包括勘验现场、检验活体、尸体、物证、毒物以及审查其他有关医学方面的材料，为侦查、审判案件提供记据材料。两者混淆，不分你我，在实践中法医和临床医师也会混而不清。而目前我国各个有关的医院中都不设法医，所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人身伤情重新鉴定右客观上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各有关的医院都配备专职法医，将使得医院结构庞大而复杂。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需要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纠正立法偏差，将鉴定问题纳人《刑事诉讼法》“总则”的“证据”章中，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引起歧义，同时在法理上也更加严谨。《决定》从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到鉴定人资格，到鉴定机构独立，到鉴定人责任，再到鉴定对象等多方面作了规定，就是对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中规定的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就明确了法医学鉴定的类容，将其与医学鉴定区分开来，补充和完善了《刑事诉讼法》对这一规定的不足。

二、 对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的健全
之前，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上存在着鉴定机构不独立，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等许多问题，对司法鉴定工作的进行有很多的影响。《决定》对这些问题做了规定：　　
（一）、鉴定机构独立与审鉴分离　　
　　首先，体制不健全表现在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不合理。主要又体现在鉴定机构不独立上。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曾独具特色,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部门分设体制。主要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侦查检察和审判活动的需要分别建立的鉴定组织体系,还有经国家批准的少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单位成立的社会鉴定机构及行业鉴定机构。这种结构体制导致司法鉴定机构不可能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隶属于司法机关或特定的科研机构与事业单位。尤其附属于司法机关的格局,弊端十分明显,容易产生许多有违程序公正的情况，这无疑降低了鉴定结论的权威性、正当性和可信性.破坏了司法中立原则。〈决定〉第八条规定，各鉴定机构之间不再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也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 这样,司法鉴定机构从司法机关及有关机构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实行单一化运作。司法机关不再扮演既是执法者又是举证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司法鉴定工作将更好的进行。
　　《决定》解决了鉴定机构的独立性问题。鉴定活动是一个科学分析、检验和判断的过程，科学性是其本质属性，同时司法鉴定又是一种具有程序正义性的诉讼活动，鉴定的程序必须符合现代程序法治的精神，能够体现司法公正的程序要求。这就不仅要求鉴定人在客观上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借助科学和仪器设备，进行科学分析和推理，而且还要求鉴定人必须保持中立。为此，《决定》考虑到侦查工作的需要保留了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取消了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机构，从而解决了有悖于司法公正的“自审自鉴”问题。

（二）、规定鉴定人资格
　　体制不健全还表现在对鉴定人的鉴定资格、培训考核升、工作规程等方面没有完整的规定。因此会出现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现象。我国在这方面的责任规定不够，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5条伪证罪。行政处罚责任依据《决定》第13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且主要是“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和“拒绝出庭”两种情形。显然“严重不负责任”、“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都是难以确定的情节，对鉴定机构、鉴定人错误鉴定如何追究责任恐怕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源头抓起，《决定》所确定的鉴定人资格取得的条件为以下三者之一:(1)相关司法鉴定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2)鉴定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从事相关工作5年;(3)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虽然这些条件是相当严格的，但它从开始就作规定，多少预防了素质较低的人进入司法鉴定领域进行鉴定工作的情况。不过笔者还认为，应该更具体的规定鉴定人作假的责任承担情形，同时避免鉴定人员与司法机关有所关联，如相互勾结或受胁迫、利诱等，要加大这方面的惩处力度。《决定》九至十四条也做了规定。其中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的规定就很好。

（三）实行鉴定人负责制，确立鉴定人责任制度。
　　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以往按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鉴定必须由具有相应技术知识的自然人进行，个人签名，个人承担责任，而按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办法的规定，鉴定必须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集体签名，集体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回避了鉴定人的个人责任。《决定》消除了各部门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也有利于鉴定责任的追究，这也是遏制司法鉴定腐败的一个重要举措。
　　另外，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是保证法官能够对鉴定结论进行有效审查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解决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关键。根据《决定》的规定，在出现争议鉴定结论时，鉴定人必须根据法官的要求出庭作证，这是一项强制性的规定，也就意味着是鉴定人的义务，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从法律上保证了鉴定工作的进行。

　　三、由《决定》引发的对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进一步构想
《决定》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解决，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不仅现在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在将来的实践中还会出现更多新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实践及理论中不断对司法鉴定制度进行完善。
　　第一，要确立现代司法鉴定的理念，
“诉讼制度和程序的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带有根本性。因此司法鉴定的改革应当围绕公正这一主题来展开，树立公正中立以及鉴定程序公开公平的司法理念。司法鉴定公平、公正的理念要深入人心。至于如何深入，加大宣传力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司法鉴定体制的内部建设更为重要。具体到司法鉴定工作中，建立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尤为必要的，优良的管理，可以对司法鉴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可以保证司法鉴定人员的责任心，避免虚假鉴定的出现。对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对公平、公正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进一步保障。总之最终要使得司法鉴定工作有序、顺利的进行，确立现代司法鉴定体制。
　　第二，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如《决定》中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制度，鉴定机构的独立等。
　　现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因其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相去甚远，其制度性弊端已经严重影响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彻底改。要严格分离司法活动与鉴定活动，鉴定活动只能由司法鉴定人和鉴定组织实施，侦查活动只能由侦查员、检察员及其部门行使，要坚持“勘鉴分离”、“侦鉴分离”“检鉴分离”等原则，司法机关指定司法鉴定时决不能让参加过侦查、批捕、起诉活动的人员进行鉴定。这样不仅能保持司法鉴定工作的独立性，还可以使鉴定工作更高效，更科学，更合理。笔者认为，应建立以政府行政管理、宏观监控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管理体制：我国现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行政管理型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社会行业的管理体制目前仍定位于以政府行政管理、宏观监控为主。我国加入ＷＴＯ 后，为了适应入世的需要，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要与国际接轨，在鉴定服务市场上与各国水平相一致。因此，为保护和规范鉴定服务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司法主权独立，必须建立政府为主，以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同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目的地引导司法鉴定行业逐步建立适合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的自律机制。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实现政府和协会的合理分工，将资格授予、行业准入、继续教育、对外交流、行业一般性惩戒等职能交给协会行使。
　　此外，建立并完善司法鉴定的宏观监管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司法鉴定工作的主管机关后，其应立即着手建立完善包括：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管理制度；司法鉴定人的继续教育制度；司法鉴定人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规则和内部管理制度；司法鉴定机构的定期评估检查制度，实现对鉴定行业的动态管理；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制度；机构和人员违法行为的行政和行业处分、行政处罚和法律责任制度；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制度等等各种制度规范。通过各项制度的建立，实现对司法鉴定工作全过程的系统完备的监督管理，规范行业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完善司法鉴定的审查监督制度，
论地市级检察院在法律监督中的突出作用

作者：徐军（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监督和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和巩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强检察机关建设，特别是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和监督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市级检察院在各级检察机关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既是贯彻落实高检院和省院指示精神的二传手，又是具体组织和指导基层检察院工作的龙头，尤其在帮助协调解决基层检察院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困难方面，充分发挥着一线指挥部的关键作用。全国372个地市检察院管辖着3222个基层院和201435名检察干警，占全国检察干警总数的95％。检察工作的主要业务量和工作难点，主要成绩和问题都在地市级以下两级院中体现，而能否把握方向、服务大局、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案件质量，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公平正义又主要依赖于地市级检察院的工作态度、工作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在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的形式和内容中，地市级检察院体现的也最全面，它既拥有比省级检察院数量更多的案件，又拥有比基层检察院更大的受案权限；它既是二审终审的主要层级，又扮演着主要的法律实践部门和办案主体的重要角色。它是上级政策落实的主要实施者、是办案力度和案件质量的主要控制者、是地方执法形势和个案的具体了解者，更是及时获取情况拍板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正是因为地市级检察院在司法体系中所处非同寻常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地市级检察院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整个检察事业的成败。因此，只有全面地加强地市级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建设、检察业务建设和检察官队伍建设，才能确保检察事业健康发展，才能在维护国家稳定、保障公司公正、服务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全面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按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侦查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进行侦查；二是逮捕权，即对公安(安全)机关和自侦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批准或不批准逮捕；三是公诉权，即对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四是诉讼监督权，即对立案、侦查活动，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活动以及刑罚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根据法律赋子检察机关检察权的范围，具备上述全部功能的是地市级以上检察院。而在所有法律监督活动中，地市级检察院所占有的比例最大，功效也最明显。

一、地市级检察院承载查处职务犯罪的主要工作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建设并逐步完善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社会变革过程中，诱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客观因素很多，在某些地方和部门还很严重。职务犯罪案件频发、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职位特殊等表明，检察机关面临的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地市级检察院肩负的任务更为重要。
从立案查处职务犯罪的数量上看，高检院和省级院虽然也直接指挥、参与查处一批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但就其办案总量，地市级检察院及所管辖的基层院办理的案件则占绝大多数。据统计，2003至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111170件，其中，地市级检察院和基层院立案110444件，占立案总数的99％，在这些案件中，地市级检察院直接立案12031件。许多基层院在查办案件时，受体制、人力、物力、层级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所以，基层院查办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地市级检察院的直接指挥、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
从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看，绝大多数在地市级检察院的管辖之内。我国的行政区划具有以县、区为基础单位，以地、市为基本单位的特点。中央、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均座落于地、市的地域管辖之内，按我国法律规定的属地管辖原则，其发生的职务犯罪问题，均应由地市级检察院予以查处。
从检察机关各层级的职能看，高检院根据党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制定查处职务犯罪的宏观政策、指导方针。省级院按照高检的部署，结合本省各地、市实际情况，落实具体工作任务、指导措施，并督促考核。而地市级检察院则既担负着直接查处辖区内职务犯罪、特别是大案要案的职责，又担负着指挥和指导基层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并为其排除阻力和干扰的任务。
从侦查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看，针对当前系统或部门内部团伙犯罪，跨地区、跨部门的连锁犯罪，高智能、高技术手段犯罪日益增多的情况，传统的侦查对策和方法已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近年来，检察机关推行的大反贪格局、侦查一体化模式、“查系统、系统查”的侦查方法都是以地市级检察院为龙头，设计、实施并取得尚佳效果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地市级检察院在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将继续承担主要任务，发挥特有功能，做出突出贡献。
二、地市级检察院掌控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点环节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和公诉权，使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得到应有制裁。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和公诉权的是地市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规定，地市级检察院审查批捕权和公诉权的权限高于基层检察院。这样，地市级检察院完成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就成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点环节。
地市级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都是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按照《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这比基层检察院办理的一般刑事案件对刑事犯罪分子的震慑力更强，对遏制和减少犯罪的作用更大。
地市级检察院可以适时介入本地区内任何重大或疑难案件的侦查活动。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节省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增强打击力度，使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及时得到法律的制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法制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对于有些跨地区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基层检察院受地域管辖和诉讼力量的限制，以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艰巨的诉讼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地市级检察院可以利用其特殊的位置，整合辖区内的诉讼资源，统筹调配办案力量，形成打击合力，顺利完成诉讼任务。、地市级检察院处于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重要关口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意义在于检察机关不是在诉讼活动的某个阶段或某个局部行使某些具体的监督权力，而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贯穿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包括对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各方主体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这表明，一方面，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包括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通过具体的诉讼权利来实现的。检察机关通过行使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诉讼权利，实现惩罚犯罪分子或者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作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监督权力，实现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作用。检察机关行使具有法律监督性质的权力，使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纠正，从而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顺利进行。
地市级检察院虽然与基层检察院同时履行对辖区内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但其居于核心位置，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地市级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活动，负有指导和监督检查的责任。发现基层院的决定确有错误时，有权予以纠正。其纠正意见基层院必须执行。
二是对于基层公安机关认为基层检察院的监督意见错误的案件，地市级检察院经过复核后，作出维持或纠正基层检察院意见的决定。
三是按照高检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基层检察院查处职务犯罪时的立案、逮捕决定，需由地市级检察院审查把关，这个数量占全国查处职务犯罪数量的绝大部分。
四是刑事案件二审多在中级法院进行，而对二审审判活动的监督，只能由相对应层级的地市级检察院来完成，基层检察院不具备该项监督权力。
五是在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活动中，地市级检察院负责的面最宽，工作量最大，责任也最重。
四、地市级检察院位居防止和纠正司法不公的战略前沿
司法公正是文明和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除刑事诉讼活动可以体现司法是否公正外，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行为是否合法、民事和行政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理性判断。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就赋予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监督权。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是通过提起抗诉来实现的。虽然绝大多数民事行政案件由基层法院审理，但按规则规定，其对应的基层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权力，抗诉权只能由地市以上检察院来行使。在司法实践中，又以地市级检察院提出抗诉为最多。若把检察机关比作防止司法不公的战略防线的话，地市级检察院就处在前沿的重要位置。
从主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产生违反法律、法规的错误的判决、裁定，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的审判人员水平低、素质差，或者工作不负责，疏忽大意。二是个别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而为之。地市检察院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出抗诉的法律手段，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减少司法不公给当事人合法权益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可以揭露司法不公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查处徇私枉法的审判人员，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判决、裁定的发生，维持司法公正，保护人权。
五、地市级检察院负有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直接责任
基层检察院是检察事业的基石，在法律监督体系中居基础位置。高检院2002年确定的《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是地市级检察院领导和指导基层检察院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在检察机关的机构网络中，基层院是网上的目，而地市级院则是纲，所谓纲举目张。只有地市级检察院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切实加强对基层院的领导和指挥，高检院《纲要》确定的基层检察院建设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一方面，高检院、省级院关于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各项措施需要地市级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效办法组织贯彻和落实；另一方面，基层检察院建设过程中，在领导班子调整充实、人力资源补充配置、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基础设施和装备完善等多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靠自身的权限和能力很难解决，均需地市级检察院给予帮助和支持。上述特性是“检察一体化”的机制所决定的。检察一体化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检察机关司法活动原则。即：检察官在执法活动中，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同一的资格主体，产生的检察权行为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的行为。表现在上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表现在检察机关各成员之间可以依据检察长的指派，可以相互替代完成一个完整的检察权行为，以此来提高检察官行使检察权的民主性、公正性。检察权的这种特性和发展趋势，揭示了现代检察制度的内在理性，揭示了现代法治国家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规律。反映在地市级检察院和基层检察院的关系上就是要求检察组织系统的上下贯通，从领导体制上保证检察机关检令畅通，形成一个整体有合力的检察组织系统。反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上就是基层检察工作是全部检察工作的前沿和基础，人民群众对基层检察院工作的满意程度首先会反映到它的直接领导机关——地市级检察院。因此，必须全面做好地市级检察院各项工作，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努力创造辖区内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反映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就是充分发挥地市级检察院一线指挥部的关键作用，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稳步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基层检察院建设、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